保罗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色修士袍，外面罩着一件更旧的黑色羊毛斗篷，即使在室内也抵御不了石屋的渗骨寒气。他双手合十，布满操劳痕迹和细小伤疤的手指紧紧交握，抵在额前。花白的头发剃成了标准的修士圆顶，胡须也修剪得整齐，但深深嵌入眼角的皱纹和眉宇间那份挥之不去的忧思，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苍老。
他在默诵晨祷词，嘴唇无声地翕动，目光却并未完全聚焦于墙上的十字架，而是有些失神地望着石壁上某处潮湿的印痕。这习惯性的晨间仪式，二十年来几乎从未间断，是他与上帝、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时刻。然而，自从二十年前离开那片阿勒河谷的山谷，自从亲身经历并运用那些从赛里斯人那里学来的、似乎“不那么虔诚”却极为有效的知识对抗了这场席卷欧陆的可怕瘟疫后，他的祈祷中便常常掺杂着一些连自己也无法完全厘清的思绪。
他祈求主的宽恕，宽恕他或许使用了“不洁”或“不合常规”的方法拯救生命；他祈求主的指引，指引他在这越来越复杂的世俗与灵性、权柄与仁爱、传统与新知之间的狭窄道路上，不至迷失。
瘟疫最猖獗的那段日子，亚琛城内同样哀鸿遍野。宫廷和贵族们或逃往乡间别墅，或紧闭门户。是保罗，带着几个同样无畏（或说绝望）的修士和少数被他救治过的平民，在城中奔走。他力排众议（甚至顶撞了当地主教），在城外下风处设立了简陋的隔离营地，坚持将疑似病患移出人口密集区；他要求所有协助者必须用沸水清洗双手和包扎用的布条，并尽量用浸过醋或某些特定草药汁的布片掩住口鼻；他组织人手清理堆积的污物，疏通堵塞的沟渠，试图保证相对洁净的饮水。
他甚至小心翼翼地使用了少量从杨家庄园带出来的、据说能“清热解毒”的草药粉末（他记得杨老太太说过，那东西叫“黄连”，很苦，但或许有用），混合着他熟悉的本地草药，熬煮给病人。
效果是缓慢而有限的。死神依然带走了许多人，包括他亲密的助手、一位年轻的修士。但渐渐地，亚琛城的死亡数字开始趋于平缓，最终低于许多规模相仿的城市。当惊恐的潮水逐渐退去，人们将目光投向这位一直坚守、并似乎“懂得如何与瘟疫周旋”的老神父时，一种混合着感激、敬畏和些许猜疑的情绪开始蔓延。
皇帝查理曼，在疫情最严峻时也曾短暂移驾，待局势稳定后返回亚琛，听说了保罗的事迹。一次简短的召见，皇帝那虽然年迈但依旧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他，问了几个关于防疫措施的问题。保罗谨慎地回答，尽量将那些赛里斯人的方法解释为“古老的东方经验”和“基于观察的谨慎之举”，并巧妙地与“上帝的仁慈”和“教会的关怀”联系起来。
皇帝未置可否，但此后，保罗在亚琛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他并未获得显赫的官职或丰厚的赏赐（他本人也坚辞不受），但却获得了一种无形的、来自最高权威的默许乃至一定程度的倚重。他的名字开始与“遏制了亚琛瘟疫”的功绩联系在一起，在宫廷和上层教士中小范围地流传。
这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声望，还有麻烦。一些保守的教士私下指责他的方法“背离教规”、“沾染异教色彩”；另一些则试图拉拢他，希望借他的名声和可能的“皇帝青睐”为自己或所属派系增添筹码。而更多的，是来自各地贵族、主教乃至富商的私下请托或馈赠，希望他能提供“防疫建议”，或引荐给宫廷太医，或仅仅是为其家族的“虔诚”与“善行”美言几句。
保罗对此一概保持着距离。他依旧住在教堂后这间最简陋的石屋，穿着最破旧的袍子，每日的食物依旧是黑面包、豆汤和清水，偶尔有点奶酪。他将大部分别人馈赠的财物转赠给教堂的济贫院，或用于购买药材。他坚持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为亚琛城及周边乡村的贫苦百姓看病——不仅是瘟疫后遗症，更多的是常见的发热、伤痛、难产和营养不良。
晨祷结束，他匆匆咽下几口冰冷坚硬的黑面包，喝下半碗隔夜的清水，便提起一个磨损严重的皮制医药袋，走出了石屋。袋子里的东西是他最珍贵的财产：几把不同尺寸的、用上好精钢打造、经过反复煮沸消毒的手术刀和镊子（这是离开杨家庄园时，杨老太太所赠，叮嘱他“救人时用”）；几个小陶罐，装着提纯过的食盐、硫磺粉、几种精心炮制的草药膏和药粉；一些洁净的亚麻布条；还有一小卷用油布包裹的、记录着常见病症处理方法和草药配方的羊皮纸——这上面融合了拉丁医书的记载、民间偏方，以及大量来自杨家庄园的、强调清洁、隔离和特定草药配伍的“赛里斯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