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射击，掩护战士们撤离。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耳朵火辣辣地疼，他顾不上摸一下，只是拼命地跑。
跑出大约五百米，赵大河回头看了一眼第一道防线。
阵地上已经插满了鬼子的膏药旗，黄底红日，在晨光中格外刺眼。鬼子的坦克停在战壕边上，炮管还在冒着烟。
步兵们正在打扫战场，把牺牲战士的遗体堆在一起。
赵大河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了肉里。
第一道防线，丢了。
但这是计划中的“丢”。
上午九时，第七军、第八军、独七旅全部撤至第二道防线。
各部队开始清点伤亡、补充弹药、加固工事。徐海东在指挥部里听取各军的战报。
“第七军报告：第一道防线战斗中，共毙伤鬼子约六百人，自损一千二百余人，其中阵亡七百余人，重伤三百余人，轻伤二百余人。损失轻重机枪二十一挺，战防炮三门，迫击炮五门。”
“第八军报告：毙伤鬼子约五百人，自损一千一百余人，其中阵亡六百余人，重伤三百余人，轻伤二百余人。损失轻重机枪十八挺，战防炮两门。”
“独七旅报告：毙伤鬼子约三百人，自损八百余人，其中阵亡四百余人，重伤二百余人，轻伤二百余人。损失轻重机枪十二挺。”
徐海东的眉头紧锁。
第一道防线只是试探性的战斗，自损就已经超过了三千人，而鬼子的伤亡估计不到两千。一比一点五的交换比，太不划算了。
“告诉各部队，”他说，“第二道防线打得再巧一点，不要硬拼。多利用工事和地形，打完就跑，打了就藏。鬼子的炮再准，也打不着会跑的兔子。”
“是！”
徐海东走出指挥部，站在外面的土坡上，望着第一道防线的方向。
硝烟还没有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远处，鬼子的坦克正在重新集结，步兵正在整队，炮兵的阵地正在向前推进。
“鬼子很快就会发起第二轮进攻。”他对身边的参谋说，“第二道防线的战斗，会比第一道更惨烈。让各部队做好准备。”
“是！”
徐海东转过身，走回指挥部。他的脚步很稳，眼神很定。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苦战，还在后面。
九月二十八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
第一道防线失守后不到一个小时，鬼子就开始向第二道防线推进。
第二道防线距离第一道防线大约五公里，依托一条干涸的河床和几个地势较高的土丘构筑而成。
这里的地形比第一道防线更复杂——河床蜿蜒曲折，两岸是陡峭的土坡，坦克很难直接通过；土丘上视野开阔，便于观察和射击；土丘之间是大片的开阔地，适合埋设地雷和障碍物。
徐海东把第二道防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各旅旅长。
第七军十九师负责正面防御，二十一师在左翼掩护，第八军二十二师在右翼掩护，独七旅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位。
各旅旅长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知道该怎么打。
第七军十九师师长刘志远是个三十六七岁的汉子，陕北人，方脸膛，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打起仗来不要命。
他在护村队初期就当过团长，在清剿西北土匪与“马匪”时，也负过三次伤，身上有好几处枪伤和刀伤。
他最大的特点是沉稳，越是危急的时候越冷静，从不慌乱。
此刻，刘志远正蹲在十九师指挥所的观察口前，举着望远镜观察鬼子的动向。
指挥所设在二道沟北侧的一个土丘下面，是一个半地下式的掩体，顶部覆盖着圆木和泥土，可以抵御一般的炮击。
“鬼子来了多少人？”他问身边的参谋长。
“至少一个联队，加上坦克、炮兵，估计有三四千人。前锋距离我师前沿大约三公里，正在展开队形。”
刘志远放下望远镜，沉思了片刻。然后拿起电话，接通了下面的三个团长。
“我是刘志远。鬼子快到了。各团按照预定方案，把鬼子放近了打。不要急着开火，等他们进入二百米以内再打。打完第一波就撤，撤到预设的第二线阵地。记住，打一阵，撤一阵，不要硬拼。谁要是打红了眼不肯撤，我处分他。”
“明白！”三个团长齐声回答。
刘志远挂了电话，又拿起另一部电话，接通了徐海东的指挥部。
“徐军长，我是刘志远。鬼子快到了，我师已经做好准备。”
电话那头传来徐海东沙哑的声音：“打的时候注意节奏。第一波要打得狠一点，让鬼子觉得我们是在拼死抵抗。但不能打太久，打完就撤，不要恋战。第二波再打得狠一点，再撤。一道一道地放他们进来，让他们觉得是我们撑不住了，不是故意让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