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发白。

    “诸位先生说的，都对。是根本，是大道理。”李子洲的声音不高，带着陕北人特有的砂石感，却像秤砣一样，把飘在半空的愤怒和沉思拉回地面。

    “可咱们现在，是在西安，是民国二十年正月初五的晚上。润东讲的故事再真，再要紧，也得落到地上，变成明天太阳升起时能做的事。”

    他重新打开账本，却不是看数字，而是抬头看向卢润东，目光平静如井：“润东，你点燃了这把火。但火怎么烧？往哪儿烧？烧多久？烧完了留下什么？”他屈起手指，一根一根数：

    “第一，钱。你说的新教材、新学堂、下乡宣讲队，样样要钱。印刷要油墨纸张，学堂要桌椅黑板，宣讲员要吃饭赶路。这笔钱，不能一直让你从美国往回调。得想个长久的法子，让教育自己能生出钱来，或者，让愿意出钱支持教育的人看见希望。”

    “第二，人。”他目光扫过众人，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谁去写那‘篇篇见血’的专栏？谁去编那‘让拉车卖菜都能懂’的唱本？谁去乡下，面对那些字都不识、却被洋货挤垮了生计的农夫农妇，讲明白‘西方围猎’的大道理？我们缺人，更缺能把道理讲进人心坎里、让人听了不跑、还能传开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子洲顿了顿，手指在账本上轻轻敲了敲，“火种。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文明是伪的，是恶的。那我们自己的文明，真的、善的、值得传下去的文明，具体是什么？怎么跟老百姓讲？不能光是骂西方无耻，还得立起我们自己的东西。否则，破是破了，立不起来，人心会更空，更乱，更不知道往哪儿走。”

    三个问题，像三块冰，投入还在沸腾的情绪中，让屋里灼热的气氛稍稍降温，却更加凝重。

    炭火盆里，最后一块炭彻底暗下去，只剩一点微红。

    老门房不知何时悄悄进来，添了新炭，又悄悄退出去。

    新炭遇热，噼啪作响，火焰重新窜起，照亮五张沉思的脸。

    卢润东深吸一口气，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他不再只是一个揭露者、一个点燃火把的人，必须成为一个建构者、一个规划路径的人。他走向炭火盆，拿起火钳，不是添炭，而是轻轻拨弄余烬，让空气流通，几点火星飘起，在黑暗中划出短暂的弧线。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