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次见面，他递给我那首《山坡上的狗尾巴草》。彼时，他还是一个带着些许知青风霜的年轻人，安静地坐在《收获》编辑部的角落里。诗稿上的字迹清晰有力，诗句却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风经过时，它们就低下脑袋/不是屈服，是把阳光/别进毛茸茸的口袋……”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黄昏的山坡，看到了那个在农活结束后，拖着疲惫身躯爬上草坡，在狗尾巴草的摇曳中寻找独处空间与创作灵感的青年。他将汗水、血珠、思乡之情，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渴望，都编织进了那些“毛茸茸的句号”里。那不是颓唐，而是在最朴素的劳作与最艰苦的环境中，依然顽强地“把根须扎进沉默的大地”，从生活的缝隙里掘取光亮的坚韧。
后来，我们讨论《试衣镜》。他那番关于“镜子里的她才是真的，现实里的反倒是装的”的见解，让我惊异于他观察的敏锐与表达的精准。他谈马尔克斯，论博尔赫斯，甚至引用了当时在国内尚属前沿的福柯理论，思路之开阔，知识之广博，完全不像一个刚从田埂上走出来的知青。当他说出“想让读者看见被压着的部分”，“为了撕开时代捆住人的东西”时，我明白了，他笔下的“魔幻”或“超现实”，其核心依然是炽热的现实关怀。他掘取的，是那些被时代尘埃掩盖的个体生命的微光，是沉默大多数内心深处不敢言说的渴望。
再后来，《红绸》以其磅礴的史诗气质震撼文坛，《希望的信匣子》又以惊人的想象力开启新的叙事可能。他的视野从个人命运扩展到家国历史，再投向未知的未来。他身上那种“看到光的魅力”，也随之愈发宏大和深邃。他不仅能从狗尾巴草上看到阳光，能从一面裂了缝的试衣镜中照见被压抑的灵魂，更能从历史的烽烟里打捞人性的光辉，从时代的脉搏中感知未来的曙光。
许成军来自东风县，但他的精神疆域早已超越了地理的局限。他的成功，固然有其天赋异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对人、对历史、对未来的巨大好奇与深沉的爱。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掘光者”，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用他那支充满灵性的笔，为我们这个正在剧烈变革的时代，挖掘出希望、温暖与前行的力量。
他的出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的薪火正在新一代手中焕发新的生机，中国文学的未来，值得期待。
——
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一经刊出，立刻在文艺界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李晓琳以其独特的身份和细腻的笔触，为公众理解许成军这个“现象级”人物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视角。
“掘光者”这一形象概括，迅速成为评论许成军时被频繁引用的词汇。
火了！真的火了！
许成军这个名字，如同一声惊雷，又似一股无法阻挡的春潮，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坛。
上至德高望重的文坛耆宿，下至初涉创作的文学青年，茶余饭后，研讨会间，似乎不谈论几句许成军，不剖析一下他的作品，就跟不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了。
他过去的诗歌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细细品读分析。
《向光而行》《狗尾巴草》《时间》《看吧》.
甚至是西给苏曼舒的三行情诗都不知道被他们从哪挖了出来。
发表在《安青报》个人专栏上的那些短章，哪怕是几句随感，也被人争相传阅、抄录。
整个文坛仿佛陷入了一场关于“许成军现象”的集体狂欢与思辨。
“《希望的信匣子》这种‘时空对话体’，简直是叙事的革命！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线性思维，让未来与现在直接交锋，这才是真正具有未来关怀的文学！”
一位激进的青年评论家在座谈会上挥舞着手臂，脸色潮红。
而讨论更为集中，也更具争议的，则是《八音盒》。
在某次作协内部的小型研讨会上，几位评论家和作家就围绕着这本薄薄的集展开了激烈争论。
“《八音盒》里陈建国这个人物，太复杂，也太‘灰’了！”
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老评论家皱着眉头，手指敲着桌面，“他为了救母亲，年轻时犯过错误，后来用一生去默默补偿、去‘赎罪’。作者既没有把他塑造成完美的英雄，也没有将他简单批判为时代的罪人。”
“这种对人物复杂性的宽容和深描，在我们过去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它触及了历史洪流中个体道德的困境，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笔力！”
另一位中年作家则对的叙事手法更感兴趣，他扶了扶眼镜，带着疑惑和探究的语气问道：“这算什么写作手法？超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你看那段描写，陈建国记忆中，他母亲留下的那个旧八音盒，在某个雨夜竟然自己响了起来，播放的却不是固有的旋律，而是他童年时母亲哼唱的、连他自己都已遗忘的摇篮曲……这显然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