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点了点头，与路易一起将活动电影机搬到推车上，我则主动上前帮忙，跟着他们来到一楼大厅。此时的大厅已坐满了观众，约莫三十余人，有穿着礼服的贵族，有手持钢笔的记者，还有几位带着画板的艺术家。看到卢米埃尔兄弟推着机器走进来，观众们立刻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那台木质装置。路易将机器推到幕布前，调整好镜头角度，奥古斯特则拿起一卷标有“《工厂大门》”的胶片，熟练地装入机器内，然后对观众们鞠了一躬：“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展示‘活动影像’——它能捕捉现实中的动态，就像将时间装进了胶片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路易转动摇柄，机器发出轻微的“咔嗒”声，煤油灯的光线透过胶片，在白色幕布上投射出清晰的影像——画面中，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缓缓打开，工人们穿着工装，三三两两地走出厂门，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提着饭篮，阳光洒在地面上，影子随着脚步轻轻晃动。观众们瞬间屏住了呼吸，大厅内鸦雀无声，只有机器的传动声与煤油灯的滋滋声。当画面中出现一匹拉着马车的马从厂门经过时，几位观众忍不住发出惊呼，甚至有人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仿佛马车会从幕布中冲出来。
短短50秒的短片结束后，大厅内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位贵族激动地站起来：“太神奇了！这简直是魔法！我看到的不是画，是活生生的场景！”记者们则立刻围上来，纷纷提问：“卢米埃尔先生，这种‘活动电影’能记录城市风景吗？”“它的放映成本高吗？未来能在剧院里放映吗？”
奥古斯特笑着回答：“当然可以记录城市风景，我们已经拍摄了《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短片，接下来会为大家一一展示。至于成本，我们计划将每场放映的票价定为1法郎，让更多人能看到这种新艺术。”
路易则趁机调整胶片，准备放映下一部短片《火车进站》。当幕布上出现一列火车从远处驶来，越来越近，仿佛要冲出幕布时，大厅内的惊呼声比之前更响，有位女士甚至捂住了眼睛，直到短片结束才松开。连续放映完四部短片后，观众们依旧意犹未尽，纷纷要求再放一遍。雅克统计完观众的反馈后，兴奋地对卢米埃尔兄弟说：“先生们，有十位观众已经预定了明天的放映票，还有两位剧院老板想与我们谈合作，希望能将活动电影机引入他们的剧院！”
奥古斯特与路易相视一笑，眼中满是欣慰。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满是感慨——这一刻，不仅是动态影像的公开亮相，更是电影工业的起点。卢米埃尔兄弟的突破，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他们看到了动态影像的“大众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电影能成为百年艺术的核心基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以“瑞士研究者”的身份留在卢米埃尔兄弟身边，跟着他们参与设备改进与新短片拍摄。我发现，奥古斯特更擅长商业规划与团队管理，他制定了详细的放映时间表，还设计了活动电影机的租赁方案，让更多城市能引入这种设备；而路易则专注于技术创新，他在镜头前加装了可变光圈，让画面在不同光线环境下都能保持清晰，还将胶片宽度从35毫米调整为标准尺寸，为后续胶片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一日，路易在实验室里调试新的拍摄装置，我看到他将一台小型活动电影机拆解开，试图缩小机器体积。“路易先生，您是想将拍摄机做得更便携吗？”我问道。
路易点了点头，拿起一个小巧的镜头：“现在的机器太重，拍摄时需要两人抬着，无法捕捉移动的场景。我想将它改造成单人可携带的样式，这样我们就能拍摄街头风景、集市活动，甚至是乡村的自然风光。”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便携的拍摄机也能让更多人使用——未来，或许每个城市都能有自己的‘电影摄影师’，记录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我心中一动，路易的想法竟与现代便携式摄像机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我想起量子仪中储存的“齿轮优化”数据，便提议道：“路易先生，或许我们可以将传动齿轮换成更轻的铝合金材质，同时简化内部结构，去掉一些非必要的部件。这样既能减轻重量，又不会影响机器的稳定性。”
路易眼前一亮，立刻找来铝合金材料，按照我的建议重新设计齿轮。三天后，一台重量仅为原来一半的便携式活动电影机诞生了——它的体积如手提箱般大小，一人即可提着行走，拍摄时只需将机器放在三脚架上，转动摇柄即可。路易带着这台新机器去巴黎街头拍摄，成功捕捉到了马车驶过凯旋门、孩子们在塞纳河畔嬉戏的画面，这些短片在后续的放映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随着活动电影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爱迪生团队的代表也来到巴黎，希望能与卢米埃尔兄弟合作，将他们的技术引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