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寺院公开抵制诏书的执行，僧侣们或隐藏年龄，或逃亡他乡。一些地方官员也阳奉阴违，不愿得罪势力强大的佛教团体。太子晃更是利用监国的权力，故意延缓诏书的执行，使得大量僧侣得以逃脱兵役。

    崔浩意识到，若不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抑佛政策很可能无功而返。于是他开始策划更彻底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太武帝派遣心腹大臣到各地监督诏书的执行，对违抗命令者严厉惩处。同时，他加紧推行道教，在平城修建静轮天宫，规模宏大，欲使道教成为国教。

    这一时期，崔浩的权势达到顶峰。他官至司徒，封东郡公，太武帝甚至下令所有奏章都要先经过崔浩审阅。这种特殊待遇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特别是那些鲜卑贵族，他们认为崔浩作为一个汉人，权力过大已经威胁到鲜卑人的特权地位。

    崔浩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但他似乎被权力和理想冲昏了头脑。他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包括按照儒家礼制改革官服、礼仪，编纂国史以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等。这些措施虽然有利于北魏的汉化进程，但也进一步激化了与保守派的矛盾。

    在宗教政策方面，崔浩继续向太武帝施压，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限制佛教。他收集各地佛教寺院违法乱纪的证据，夸大佛教对国家的危害。太武帝虽然对佛教日益不满，但仍担心过于激烈的政策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直到盖吴起义的爆发才发生根本改变。

    总之，在太武帝统治中期，以崔浩为代表的汉化派逐渐占据上风，宗教政策从宽容转向限制。太延四年的诏书标志着官方对佛教态度的重大转变，为后来的灭佛运动奠定了基础。崔浩通过推动这些改革，不仅实践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力。然而，这种激进的改革也埋下了后来悲剧的种子，宗教政策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北魏的宗教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北朝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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