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蒙古他部或滋扰我边镇，立止市赏，并发兵问罪。”

    “其二，令宣大总督、巡抚，借此次抚虏之机，整饬边备，加固城防，

    广派夜不收深入草原，切实探查那‘魔部’之虚实动向，不得再如往日般敷衍塞责。”

    “其三，”魏忠贤略一停顿，略一思索后从容说道，

    “亦是重中之重。林丹汗既言愿东向助我抗金，朝廷当善加利用。

    可令辽东经略孙承宗，借此时机，或遣使与林丹汗约期，

    令其出兵袭扰建奴侧后，牵制其兵力；

    或至少令其开放通道，允我大明使者、细作借道察哈尔，

    深入辽东腹地，探听建奴虚实。

    此乃千金难买之机。”

    兵部尚书高第出列附和：

    “陛下，魏公公所言极是。

    林丹汗虽困兽之斗，然其若真能东向，于辽东战线确为一大助力。

    孙经略在关外广筑堡垒，步步为营，若有虏骑从旁牵制，进展必能加速。”

    天启皇帝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可。便依此议。内阁拟旨，发往宣大、辽东，着其相机行事。

    魏伴伴，东厂、锦衣卫需严密监控林丹汗部动向，

    市赏物资流向，及其与那‘魔部’接触之情，随时奏报。”

    “奴才遵旨。”魏忠贤躬身领命，眼底闪过一丝满意。

    此举既巩固了边防，又将林丹汗牢牢绑在大明的战车上，

    更将探查“魔部”和利用林丹汗抗金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必然触动朝堂各方神经。

    消息传出，暗流随即涌动。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赵南星等为首的东林残余势力，

    虽经“移宫案”、“京察”等事后已被魏忠贤打压得七零八落，影响力大不如前，

    多数已退居闲职或罢官归乡，但仍在朝野士林中保有相当声望和暗中联络的渠道。

    他们通过门生故吏得知此事后，并未直接反对，

    在“共御外侮”的大义名分下，直接反对与林丹汗合作是极不明智的。

    但他们却暗中指使言官御史，上疏弹劾。

    奏疏中，他们避实就虚，不直接质疑决策本身，

    却大肆抨击“增市赏、予虏器”是“资敌养寇”，指责魏忠贤“擅开边衅”，

    并隐隐将“魔部”之祸与魏忠贤及其党羽在地方的“暴政”联系起来，暗示是其不仁招致天谴。

    更有甚者，暗中散播流言，称魏忠贤与林丹汗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企图混淆视听。

    另一方面，一些并非东林嫡系、却对阉党专权不满的官员，

    如兵部右侍郎李邦华等，则从实务角度提出担忧：

    恐林丹汗拿了大明的好处，却阳奉阴违，

    甚至与建奴、魔部暗中勾结，届时大明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们要求加强对林丹汗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对于这些明枪暗箭，魏忠贤应对得驾轻就熟。

    他首先促使天启皇帝下旨，严厉申饬那些言官“不顾大局，空言误国”，

    将几个跳得最凶的御史革职查办，以儆效尤。

    其次，他借机再次清洗朝堂。

    指示其干将崔呈秀、田尔耕罗织罪名，

    将几名暗中与东林残余有牵连、又在此事上表现出疑虑的官员，

    或罢黜，或外放，进一步巩固了对朝政的控制。

    对于李邦华等提出的合理担忧，魏忠贤则将其纳入自己的执行方案中，

    强调东厂、锦衣卫会加强监控，反过来以此彰显自己思虑周全，将可能的反对声音也化为己用。

    经此一番运作，与林丹汗合作、共御“魔部”、东制建奴的战略得以推行。

    诏书发往边镇，大同、宣府的守军开始紧张地整备防务，

    辽东的孙承宗也接到了来自京师的最新指令和“以虏制虏”的新思路。

    整个朝廷的注意力，似乎暂时被引向了北方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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