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到一页，是那个消防员写来的字条，只有两行：
> “我把信寄出去那天，第一次梦到了小宇。
>
> 他没哭，冲我笑了。”
余惟合上本子，指尖轻轻抚过封面烫金的两个字：“回声”。外面天色渐亮，街灯次第熄灭，而第一缕晨光正爬上玻璃幕墙，映出无数细碎的反光，像大地睁开的眼睛。
手机震动，是祁洛桉发来的语音消息，声音带着刚起床的沙哑：“老余，云南那边有个盲童学校想做一期‘声音地图’计划。孩子们要用耳朵记录校园里的所有声响??铃声、脚步、雨打芭蕉、狗叫……他们说，想让看不见的人，也能‘看见’世界。”
“做。”他回了一句，又补上，“让他们自己选录音地点，自己剪辑，我们只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
“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她顿了顿，“不是录，是听。很多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别吵’‘安静点’，他们从没觉得自己发出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余惟望着窗外。一对环卫工人夫妇正在扫雪，女人把热粥递给男人，两人靠着垃圾车喝了几口，忽然笑起来。笑声很轻，却被清晨的寂静放大，传得很远。他忽然想起十年前自己还在电台做夜间情感节目的日子，那时总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不需要建议，我就想有人听我说完这句话。”如今，《回声》已不再是节目，而成了某种社会肌理的一部分??它不解决问题，但它让问题得以浮现。
上午九点，费鸿带着新一期调研报告赶来。这次的主题是“重逢”，但他们决定不再设定具体方向，而是完全交由投稿者主导。三十七个城市设立了线下“倾诉站”，配备录音亭和书写角；高校心理社团自发组织“代读信件”服务；甚至连监狱系统也开始尝试“跨时空对话”项目??服刑人员写下信，由志愿者朗读并录制音频，寄给无法见面的亲人。
“最让我动容的是武汉那个案例。”费鸿翻开文件夹，声音低沉下来，“一个母亲，二十年前儿子被人贩子拐走。她每年生日都在广播里念一遍寻人启事，从未间断。去年她中风偏瘫，说不出话了。女儿偷偷帮她投了稿。”
他递过平板，播放一段音频。背景音是呼吸机的节奏声，接着是一段机械合成的女声，缓慢而清晰地朗读着那封信：
> “小宝：
>
> 今天是你三十二岁生日。妈妈不能说话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一直记得你穿蓝裤子的样子，记得你爱吃芝麻汤圆，记得你睡觉时总把脚伸出被子外。
>
> 我不信你死了。
>
> 如果你还活着，请来找我。哪怕只是站在门口看一眼，我也能认出你。
>
> 妈妈在这儿，一直在这儿。”
音频结束三分钟后，系统收到一条定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回复：
> “阿姨：
>
> 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但我也是被拐的，今年三十二岁，穿蓝裤子长大。我喜欢芝麻汤圆。
>
> 我想去见您一面。可以吗？”
dNA比对结果尚未出来，但那位母亲已在病床上握着女儿的手，流下了二十年来的第一滴眼泪。
“这已经不是我们在做了。”费鸿喃喃道，“是他们在彼此拯救。”
余惟点头。他知道，当一个人愿意说出最深的痛，另一个人愿意伸手回应，回声便完成了它的使命??不是治愈，而是连接。
***
两周后，项目组启程前往新疆伊犁河谷，探访一群迁徙中的哈萨克族牧民。这是“重逢”系列的第一站。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每年春天北上夏牧场，秋天南下冬窝子。现代交通与定居政策让他们逐渐失去传统路径，许多家族也因此失散。
一位七十岁的老牧人阿布力孜接待了他们。他戴着破旧的毡帽，脸上沟壑纵横如荒原裂痕。他说：“我们不怕走远路，怕的是路上没人等你。”
他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全是名字和日期：“这是我记下的所有离散亲人。有的走了五年，有的三十年。有些人，连照片都没有，只剩一句话：‘他喜欢吹口弦。’”
余惟问他是否愿意写一封信。
老人沉默良久，最终点头。他在毡房中央铺开一张白纸，用歪斜的汉字写下：
> “吾拉孜别克：
>
> 你是我的长孙。五岁那年，暴风雪来了，你娘抱着你追马车，摔进了沟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