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头：“抄在笔记本最后一页，下面写着一句话：‘我希望我写的东西，配得上这句话。’”
她笑了：“你现在做到了。”
他摇头：“我只是还没背叛它。”
十一月，许真约他在三里屯一家清吧见面。两人点了两杯威士忌，谁也没加冰。许真开门见山：“我要辞职了。”
余惟一怔：“真的？”
“嗯。干了二十年制作人，捧红过三十多个顶流，拿遍行业大奖。可我现在越来越怕一件事??怕我做的所有事，都在帮别人变成‘商品’，而不是‘人’。”他仰头喝了一口酒，“《回眸》让我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数据后台，而在人心深处。”
余惟静静听着。
“我打算做个独立厂牌，专注扶持那些不愿妥协的创作者。不求规模，不追市值，就想做几首能留下来的作品。”他顿了顿，“你愿不愿意……当我们的首席创作顾问？”
余惟沉默良久，终于开口：“我不适合挂名。但我可以合作??以个人身份，参与具体项目。只提建议，不分红利。”
许真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两人碰杯，酒液微晃，映着窗外城市的霓虹。
年底，《人民日报》刊登专题文章《新时代文艺的三种回响》，将《回眸》《归途》与“巷音计划”并列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文化事件。文中写道：“当娱乐工业趋于同质化之时，总有一些声音选择逆行。它们不高亢，却持久；不炫目，却明亮。它们提醒我们：艺术的本质，从来不是取悦大众，而是唤醒个体。”
元旦前夕，栖云书屋正式对外开放。那天清晨，阳光洒在大理的山脊上，薄雾如纱。林晚站在玻璃录音室门前，亲手挂上铜铃。风起时，铃声清越，惊飞檐下一对麻雀。
第一批入住的五位创作者来自不同领域：一位蒙古族女诗人，一位失语症康复者，一位退休地理教师，一位跨性别舞者，还有一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少年作曲家。他们将在接下来三个月里，各自完成一部作品，并在山谷中的露天剧场举行小型展演。
余惟如期赴约。他住进了院子西侧的小厢房，每日早起煮茶、散步、记录山间的鸟鸣与溪流节奏。他开始写一首全新的歌，暂定名《**山眠**》。不用任何电子设备，全靠手写谱和口哼记忆。歌词极简，像是一封写给大地的情书：
> “你听过石头做梦吗？
它把年轮藏在裂缝里，
等一场春雨，
就长出青苔的呼吸……”
某日午后，林晚来找他，递给他一封信。信封陈旧，邮戳显示寄自三年前的上海。
“我妈让我交给你的。”她说，“她说，等你觉得准备好了，再打开。”
余惟接过，手指微微发紧。他知道，这封信里藏着什么??或许是祝福，或许是告诫，又或许，是一句迟来的“放手”。
他没当场拆开，而是放进书桌抽屉，压在一叠手稿底下。他知道，有些话需要时间发酵，就像酒，急不得。
几天后，山谷迎来第一场冬雪。夜里，他独自坐在录音室，抱着吉他，轻轻弹唱《山眠》的副歌。窗外雪花无声飘落，覆盖了山路、竹林、屋顶。世界安静得仿佛停止运转。
忽然，门被推开一条缝。林晚披着厚毯进来，手里端着两杯热牛奶。
“你在录吗？”她问。
“没开设备。”他摇头，“只是试试感觉。”
她坐到他身边，靠在他肩上：“你知道吗？我妈说，她年轻时最羡慕的，就是那种能为自己唱歌的人。她一辈子都在唱别人写的歌，演别人设定的角色。直到《回眸》，才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
余惟轻抚琴弦：“所以我才不敢停。只要还有人愿意听真心话，我就得继续写下去。”
她转头看他，眼神温柔：“那你现在，还害怕吗？”
他想了想，笑了：“怕。但我不再逃了。”
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山野银装素裹。余惟走出屋子，深吸一口冷冽的空气，掏出手机，给费鸿发了条语音：“《山眠》专辑启动。这次不设发行日期，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发布。”
然后，他回到房间，拉开抽屉，取出那封信。
拆开。
信纸上只有短短一行字，笔迹熟悉而坚定：
> **“孩子，继续往前走。
别回头，也别怕孤身一人。
真正的艺术，本就是一个人的长征。”**
落款是：**陈今宜**。
他看完，久久未语。将信折好，放进胸前口袋，贴近心脏的位置。
起身，推开门，走向山径。风迎面吹来，带着雪沫与松香。他背着吉他，一步一步，走入白茫茫的深处。
身后，栖云书屋的铜铃又被风吹响。
叮??
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