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百年，江陵成为天下士人朝圣之所。李白游历时题诗于忠义堂壁：“将军许国日，孤城落日间。但留一片心，长照汉家山。”杜甫避乱至此，感其风骨，作《江陵三公咏》：“三人三座坟，万代万家春。不信英雄尽，犹看赤旗新。”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特取麋威“屯田养兵、教化安民”之策为蓝本，推行“府兵兼耕”制度。他在奏疏中直言：“昔南乡侯以一州之力，抗天下之兵，非恃险要，实赖民附。今欲强国，当先得民心，如江陵故事。”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襄阳陷落，鄂州失守，唯江陵孤城坚守达三年之久。守将非将门之后，乃忠义书院出身之儒生，名赵景明。他率百姓筑垒浚壕，妇孺运石，老者煮粥，夜夜撞钟誓众。城破前夕，他焚毁家谱，穿汉制深衣，坐于忠义堂中，手捧《出师表》，直至敌兵涌入。临死高呼：“吾非降！吾归三公矣！”
元世祖忽必烈闻之，亦为之动容，下令保护汉寿园，禁止牧马践踏。并准许当地百姓继续祭祀，称：“此地之人，虽败犹荣。”
明洪武初，朱元璋遣将平定湖广，大军抵江陵，见城中秩序井然，民风淳厚，询问缘由，得知三公遗风。太祖叹曰：“朕起布衣，得天下，赖将士用命。然观此地，始知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守天下易，守人心难。”遂下旨免除江陵十年赋税，并重建忠义书院，亲题匾额：“信义之邦”。
清代康熙南巡，驻跸荆州，特命大学士张英查访三公后裔。经查，关氏血脉已断于南朝，麋姓子孙亦散佚难寻。然百姓言：“不必寻血脉，我等皆是后人。”康熙深以为然，遂诏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代皇帝致祭，并将《麋威传》列入国子监教材。
晚清变局之中，曾国藩组建湘军，每至江陵必谒三公墓。他在日记中写道：“观其遗令，字字如金，尤以‘以仁义为先’五字，足为万世兵家圭臬。今日讨贼，岂仅为剿匪？实为重整纲常，复兴信义。”左宗棠收复新疆途中，亦派人送来西域葡萄苗一株，植于汉寿园中，寓意“虽隔万里，忠魂相通”。
民国八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有人主张废除旧祠、打倒偶像。江陵青年学生集会讨论是否拆除忠义堂。争论激烈之际，一位盲眼老塾师拄杖而来，立于堂前，朗声吟诵麋威遗令全文，一字不差。诵毕，满场寂静。良久，一学生含泪跪下，继而百人相继伏地，齐声应和：“愿继先志，永守信义。”自此，无人再提拆庙之事。
抗战时期，日军进攻湖北，武汉沦陷，宜昌告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弃守江陵，保存实力。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一夜之间，无数百姓自发组织民团，教师、医生、商人、僧侣皆执械上城。一位小学教师在动员会上说：“我们的祖先守住过这片土地，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他们用课桌拼成掩体，用粉笔写下“守诺之路”四字于城墙之上。
日军连攻七日不克，最终绕道而去。战后清点，发现守城者平均年龄不足三十，伤亡四百余，最小者仅十四岁，手中紧握一本《忠义书院课本》。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汉寿园。考古队发掘三墓，发现麋威棺中陪葬之物极简：仅双剑、一册《春秋》、一枚破损的虎符、以及一件染血的旧袍，据考证为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败走麦城时所遗。关统墓中有兵书数十卷，皆批注密密麻麻；关彝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方砚台，底部刻小字：“父教我以义，叔授我以诚，吾以此心事百姓，死而无憾。”
1958年，大炼钢铁风潮席卷全国，各地古迹遭毁。有干部提议熔化忠义堂铜钟炼铁。当晚，全镇停电，唯忠义堂周边灯火通明，群众手持火把聚集门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与《满江红》。领头者是一位退休教师，手持关彝手令复制品，大声疾呼：“这口钟不是铜，是魂！”最终上级部门收回成命。
改革开放后，江陵发展旅游经济，有人建议将汉寿园商业化，建游乐设施，卖纪念品敛财。市委讨论会上，一位老工人发言：“你们知道吗？我爷爷是当年守城的老兵，他临终前说：‘如果有一天，人们只为赚钱才来看三公，那才是真正的灭亡。’”全场肃然，提案作罢。
今日之汉寿园，仍保持庄严肃穆。园区禁止喧哗，不准摆摊，不设门票。每日清晨六时，由一名退役军人与一名书院学子共同升起汉旗，动作一丝不苟，如同三百年前。每年春分，万名市民步行十里赴园祭拜，沿途不乘车，不骑车，以示敬重。
园中新增一座现代碑林，镌刻历代评价。其中最醒目者，为邓小平1984年视察湖北时题词：“一个民族，若忘了承诺，便失去了灵魂。”
2023年清明，一群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列队入园。一名八岁女孩站在“一诺千金”碑前，仰头问道：“老师，什么叫一诺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