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出，满院哗然。
厂卫者，东厂、西厂、锦衣卫也，乃天子耳目，权势熏天。历朝以来，无人敢议其非，更遑论“论弊”。此举分明是试探众人心态，尤其针对宋安。
果然，焦芳次日即在朝会上发声：“此题太过敏感，恐启朋党之争，不如作罢。”
正德却只一笑：“朕就想听听年轻人怎么说。”
宋安归家，彻夜未眠。
他知道，这一篇若写得太软，则失本心；若写得太硬，则必遭构陷。但他更知道，若此时退缩，从前所有坚持都将化为笑谈。
寅时三刻，他提笔落墨：
> “臣闻监察之设，本以肃清吏治，护佑黎民。然今之厂卫，名为察奸，实为敛财；名为护驾，实为胁君。爪牙遍布州县，罗织罪名，株连无辜；富户之家，但有微隙，即遭抄没；士人之流，稍露不平，便陷诏狱。彼等不依律法，不出公堂，一纸密报，便可夺人性命……”
写至此，他停笔凝神，思忖良久，终是续道：
> “然则厂卫之恶，不在其人，而在其制。根源于君主独断，信谗不信谏，喜顺不喜逆。故欲除其弊，非废厂卫，而在正君心、立宪纲、复台谏、开言路。使天下之是非，归于公议，而非私刑；使天下之威权，出于朝廷，而非宦寺。如此，则厂卫自敛，奸佞无所遁形。”
全文三千余言，条理清晰，辞锋锐利，却又不失分寸。既痛陈积弊，又提出建制之策；既批判现实，又尊重体制。尤为关键的是，他将矛头从“宦官”转向“制度”，从“个人”引向“君责”，巧妙避开了直接冒犯圣颜的风险。
三日后，试卷呈递御前。
正德阅毕，沉默良久，忽问身边太监：“刘瑾可在？”
“回陛下，刘公公今晨称病告假。”
正德冷笑：“他是怕了。”随即提笔朱批：“此策洞见深远，足堪大任。着宋安即日升任翰林院修撰，参与《明会典》修订，并召入内廷，隔日侍讲一次。”
圣旨一下，朝野震动。
这意味着，宋安正式进入皇帝近臣行列，虽无实权，却有话语权。更为可怕的是，他成了正德眼中“能说真话的人”。
刘瑾得知消息，摔碎茶盏。
“好个宋安！竟敢借题发挥，骂我到皇上跟前！”他咬牙切齿，“你以为得了状元就能横行无忌？老夫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
身旁幕僚低声劝道：“公公息怒。此人现为天子近臣，贸然动手，恐激圣怒。不如暂忍一时，待其稍有差池，再行收拾不迟。”
刘瑾眯眼沉思，终是点头：“你说得对。那就让他得意几天。反正……殿试之后还有庶吉士考选，还有六科给事中补缺，还有外放巡按之路。只要他还在这庙堂一天，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与此同时，蜀王府别院。
郡主正在抄写《金刚经》。听闻宋安获召侍讲，她笔下一顿，墨点落在纸上，宛如一朵盛开的梅。
“他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她轻声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苏录担忧地说：“郡主，刘瑾不会善罢甘休。宋公子如今虽得圣眷，可毕竟根基未稳。一旦失势，便是粉身碎骨。”
郡主放下笔，抬眼望向北方宫阙，目光深远：“所以我早做了准备。”
她从柜中取出一封密函，递给苏录：“送去成都，交给我兄长。就说??‘竹已生根，可布棋局’。”
苏录接过，神色凛然，当即领命而去。
自此，宋安开始了双线人生：白天在翰林院处理公务，夜晚则闭门研读政书、整理笔记，常至五更方歇。他开始秘密联络一批年轻官员，大多是此次同榜进士，或因家世清寒，或因直言遭抑，皆对现状不满。他们以诗社为名，定期聚会，讨论时政，交换情报，渐渐形成一股潜在力量。
四月中旬，西北急报传来：鞑靼小王子率五万骑兵犯边，攻破大同外围三堡，杀掠百姓数千，京师戒严。
朝议沸腾。
焦芳主张割地求和，称“蛮夷贪利，厚赐即可退兵”；刘瑾则建议调江南漕粮充军饷，实则借此盘剥富户，中饱私囊；唯有兵部尚书刘大夏力主抗战，请求启用旧将王越、遣精兵出塞反击。
正德犹豫不决。
恰在此时，宋安呈上《御边十策》，系统提出：整顿边军、核查空饷、重用将领、屯田养兵、修缮长城、联合瓦剌牵制鞑靼、设立军功赏罚制度、严禁宦官监军、恢复夜不收探哨体系、建立边贸互市以柔化敌情。
尤为大胆的是，他在附奏中直言：“今之边患，七分在外，三分在内。若不先清内蠹，则外敌愈强。”
此疏一上，满朝哗然。
刘瑾当场怒斥：“竖子安知兵事？竟敢妄议军机！”
正德却反复细读，连阅三遍，最终拍案而起：“这才是真正为国筹谋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