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诗晴听到这个问题后，略微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脑海中仔细思考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过了片刻，她开始轻声自言自语起来：“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如果我是负责人，确实需要对下面各个正在开展的项目进行有效的平衡，让它们都能在一个既有一定压力又能获得适当帮助的环境中，迅速地推进项目进展并取得突破。”
接着，她稍稍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向叶琴，继续说道：“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定期进行考核和评估。毕竟，每个项目都有其独特的情况和特点，要想实现平衡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支撑点。而定期评估正好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对每个项目的全面评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个项目的实际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对某个项目进行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其他方面的调整，大家都能够理解并接受，不会产生太大的意见分歧。”
然后她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接着又缓缓说道：“其实说白了，所谓的平衡，就是要确保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或者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能够得到更优质的支持。所以，如果我担任负责人的话，一定会时刻保持警觉，密切关注各个项目和人才的动态，以便让那些优秀的项目和杰出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施展他们的才华，进行创新和深入研究。因此，实际上这个平衡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负责人的眼光和魄力。”
孙诗晴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充满了坚定和自信，让人不禁为之动容。她继续说道：“如果负责人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那么即使是一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项目，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叶琴静静地听着孙诗晴的这番话，心中若有所思。她从孙诗晴的话语中，仿佛看到了宫明等人的身影，感受到了老师们在项目中所展现出的那种自信和勇往直前的魄力。
而就在这时，孙时光毫不客气地怼道：“说这么多空话有什么用呢？你真的是负责人在说话吗？好了，老赵，别再浪费时间了，赶紧问下一个问题吧，别耽误后面的人。”
被孙时光这么一说，赵晨阳才回过神来，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然后点了点头说道：“好的，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孙姐姐，你认为在生物工程的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听到赵晨阳的问题，孙诗晴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生物工程发展的核心难点在于如何精确地模拟生命系统的复杂性，并实现对其的可控干预。这一挑战不仅存在于技术研发阶段，还涉及到伦理监管等各个环节，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链条。
首先，生物系统的复杂性与还原模型的失真构成根本矛盾的。生命体具有跨尺度的动态交互与自主调控能力，而现有生物工程模型往往丢失关键微环境要素。例如，肿瘤类器官因缺乏血管网络和免疫浸润，难以复现药物在真实组织中的渗透与免疫应答；人工构建的胰岛组织也因缺少神经-内分泌反馈而无法精准调控血糖。这种“简化”与“保真”的博弈，导致模型预测性与实际生理响应存在偏差。
其次，技术标准化与个体化需求存在冲突的困难也不少。生物工程产品中如基于iPSC的心肌补片的个性化定制面临产业化难题：患者特异性细胞的培养周期长、成本高，而标准化生产又可能牺牲疗效。同时，全球范围内缺乏统一的模型验证标准，不同实验室的器官芯片因细胞来源、培养参数差异导致数据不可比，严重阻碍技术转化。 “
然后她顿了下继续说道：”还有伦理与监管的滞后性进一步加剧风险困难。例如，人源化动物嵌合体的大脑细胞比例阈值、基因编辑纳米机器人的脱靶效应评估等新兴问题，尚未形成国际共识。传统监管框架难以应对“活体材料”的动态可变性，可能引发不可逆的生态或健康风险。
此外，数据整合与跨学科协同成也是一个问题。生物工程需融合病理组学、生物力学、实时代谢等多模态数据，但现有算法难以解析非线性关联。工程学的模块化思维与生物学的冗余性逻辑也产生冲突：3D打印的血管网络追求结构精度，而内皮细胞却依赖自组织实现功能适配，二者设计理念的错位导致技术迭代效率低下。“
说道这里，孙诗晴缓了下喝了口桌面的水，再次开口说道：”所以啊其实生物工程的发展真的有好多问题的，放在我们面对的一个个问题，都要靠一大堆普通的科研人员在未来不停的研究才可以解决。只有不断的研究实验才可以建立“仿生-计算-伦理”三位一体的研发范式，才能跨越生物工程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死亡之谷”，实现从“理解生命”到“编程生命”的跃迁啊。“
听着孙诗晴如此专业的话语，赵晨阳如坠云雾，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禁暗自感叹，自己这个本科生和孙诗晴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面对这样的局面，赵晨阳有些手足无措，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