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新嫁娘》
尊贵的贵妇人若无其事地在家臣面前换衣服，因为家臣们对她来说就像牛一般。
——巴尔扎克，《风雅生活论》
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当中，“修道院的寄宿学校”这个元素扮演着非同一般的重要角色。
只因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的上流社会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习惯，即上流社会的人们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多过现代职业妇女花在工作上的时间，由于太过忙碌，他们压根没有时间养育小孩。
妈妈会雇佣奶妈，自己绝对不亲自哺乳，关于养育子女的一切事宜完全交给专门负责养育的女仆，教育则交给英国的家庭教师，除此之外，更多的便是将女儿送到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去。
而从九岁到十六七岁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贵族父母压根不去看自己的孩子乃至只会写上几封信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对于少女们而言，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从修道院的寄宿学校里出来，几乎就是她们第二次生命的开始，至于未来是好是坏谁也不得而知。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他对这些贵族少女们的命运进行了忠实的记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女儿送进修道院的寄宿学校”这个习惯逐渐从贵族蔓延到了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中间。
虽然下层阶级的子女依旧完全不接受教育，从小就像个小大人一样从事劳动工作，不过在一些富农家庭，有许多人都将“让女儿接受教育”当做嫁妆的一部分，因此便将自己的女儿送去。
自然，修道院的教育并不等同后世的教育，它实际上几乎全都是一种宗教教育，涉及学识的部分停留在了极浅的层面上。
而在这种极为封闭的寄宿环境中，少女们的心事悄无声息地蔓延，对于外界的事物乃至爱情充满了幻想，由每天到修道院帮佣的老婆婆偷偷带进来的正统浪漫则是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幻想，等到少女们终于得以开始新的人生的时候，贵族少女们有贵族少女们的不幸，富农的女儿们则有富农女儿们的不幸。
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富农的女儿们最终凝聚成了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形象——包法利夫人，艾玛·包法利。
至于贵族少女们，她们从修道院出来后尚有一段幸福和痛苦的时光，那便是进入社交界和参加舞会。
参加舞会所需的服装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束腹，如果不喜欢这种酷刑，那只能放弃结婚回到修道院。
而身躯越是纤细便被大家视为美女，以至于到了后来，有不少女性都像贝尔伯夫女侯爵那样，为了让身体变得更加纤细而取下好几根肋骨。
直至1910年这一酷刑才逐渐走向结束。
娜佳穿着这样的服装虽然没有那么费劲，但她却也打心底的讨厌这种服饰，她曾经还专门在写给米哈伊尔的信里和米哈伊尔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娜佳在了解巴黎舞会的规矩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更多的巴黎和俄国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在巴黎，人们对于女性裸露上半身这件事相当宽容，其中肩膀和胸前，因为束腹和低胸露肩装扮的流行，常常大幅地裸露，甚至说上半身接近赤裸，这些都是基于流行所要求的规范。
在俄国显然不会这么夸张，俄国在这方面要保守的多，一方面是严格的宗教和保守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以俄国那个气温，要是真的完全学习巴黎的潮流，说不定俄国上流社会的女性得减少一半的成员。
除此之外，巴黎虽然不在意女性裸露上半身，但在男性面前露出双脚却是绝对的禁忌，而在这种情形下，比起低胸露肩的装扮露出的前胸，男性们的视角反而集中在被隐藏住的双脚。如果因为一个什么原因而瞥见了双脚和鞋子，那个瞬间便是男性们在性欲上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刻
但在俄国并非如此，俄国女性的脚需要遮盖，是礼仪和端庄的象征，而并非一种性暗示。
可既然身处巴黎，娜佳便不得不小心地选择鞋子。
值得一提的是，手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跟鞋子相同的地位，只因在文艺复兴时代，随着鞣皮手套开始流行之后，女性的双手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性的意义，这种情况下，手套必须是让手看起来很小、让手指看起来很修长的东西。
娜佳作为一个从严苛保守的俄国来并且肯定还要回到俄国的少女，她的打扮自然不可能全部按照巴黎的规矩来，这种情况下，娜佳反倒是拥有了一定的自由搭配的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娜佳以及将军一家已经慢慢做好了参加舞会的准备。
与此同时，他们一家已经抵达巴黎的消息也已经传了出去。
作为在欧洲不太常出现的俄国贵族，巴黎的其它贵族无论是出于对这位俄国贵族权势和财富的关注，还是出于自身的好奇心，他们都逐渐向这一家人发起了邀约。
等到确定这一家人会出现在某场比较盛大的舞会上的时候，巴黎的一些男人们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