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燊审定此节时，正翻看着附在卷宗后的《启蒙堂章程》，章程是谢渊亲手书写的，字迹工整，其中“凡七岁至十五岁孩童，不论男女，皆可入学”的条款，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他见谢渊手书“为君者当知民心，知民心先明民智”，与自己读《辅政录》时“君之智，源于民之智”的感悟全然相合，不禁心生共鸣。他提笔在卷宗上批注：“启民智方能固民心，谢师兴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建的不是学堂，是百姓的希望，是国家的根基。本宫虽未及亲受教诲，读其遗策便如亲炙其言，这声‘师’，他当得。”批注完，他又让人将《启蒙堂章程》抄录一份，放在东宫书房，供自己每日研读。
卷宗附的京城“启蒙堂”学生名册，是从翰林院的旧档案中找到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名册的首位便是孤儿李砚，旁边标注着“家贫，入谢府抚养”。编修官还查到了李砚的列传，其中记载：“砚少孤，受谢太保启蒙，苦读十年，中进士，授御史，一生以民为本，弹劾贪官数十人，百姓称‘李青天’。”李砚在自己的着作《青灯集》中写道：“谢公教我‘为官当如竹，直而有节’，此语我终身铭记。”这些记载，都印证了谢渊兴修义学的成效，也让他的教育理念得以传承。
朝中贪腐成风，不少官吏借着赈灾、征税的名义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山西布政使王显更是胆大包天，贪墨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二十万两，用于修建自己的私人园林。有个叫张御史的官员，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上书弹劾，却反被王显诬陷“结党营私”，罢官还乡。谢渊在京城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茶杯重重摔在地上，茶水溅湿了案上的《吏治策》。他当即上书皇帝，自请巡按山西，彻查此事。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乔装成一个江南来的盐商，带着两个随从，背着行囊就出发了。在山西的客栈住了半月，他每日与贩夫走卒、客栈老板闲谈，搜集王显的罪证，晚上则在油灯下整理线索，常常忙到深夜。终于查清王显私设“苛捐杂税”二十余项的铁证，连“过桥钱”“进门费”“柴火税”等细苛名目都记录在案，受害百姓多达数千人。
掌握铁证后，谢渊当即亮出身份，将王显的罪行公之于众。押解王显回京那天，山西百姓沿途掷菜叶、投瓦砾，骂声不绝，不少人哭着说：“谢大人可算为我们做主了！”谢渊趁机奏请朝廷颁布《吏治十条》，明定“官吏任满需公示财产，接受百姓监督”“贪墨百两以上者革职，千两以上者斩”“凡欺压百姓者，罪加一等”等条款。他还在各州府衙门前设立“民告官”鼓台，允许百姓直接递状告官，鼓台旁派御史值守，确保百姓的状纸能直达京城。有个姓刘的知府，私下给谢渊送了一箱金银，想要求情，被谢渊当众杖责五十，押到鼓台旁示众，怒斥：“官帽乃百姓所予，你却用来换金银，敢贪便摘帽，敢恶便问罪！”此事震动朝野，不少贪官污吏吓得主动辞官，朝堂风气为之一清。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他还推行“政绩考核制”，将“民生改善”作为首要考核标准，而非“税收多少”“工程多少”。河南布政使柳恒，虽然征收的赋税比往年多，却因催税过急，逼得不少农户卖儿卖女，被谢渊降职调任；江南知府周明，虽然税收平平，却兴修水利，让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被谢渊提拔为巡抚。谢渊在考核官员时，常常亲自下乡走访，听百姓的评价。有个县令汇报时说“境内太平，百姓富足”，谢渊却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百姓食不果腹，当即揭穿他的谎言，将他罢官。经他整肃，朝堂风气为之一清，官吏们无不以“谢太保”为楷模，不敢有丝毫懈怠，百姓都说“谢公在，官不贪”。
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历史，专程赶赴山西，在太原府的旧府衙前，找到了当年“民告官”鼓台的遗迹。鼓台已经有些残破，台柱上却刻满了百姓的签名，“告倒贪官张彪”“追回粮款三百石”“刘知府被罢官”等字迹仍清晰可辨，有些字迹还带着泪痕。当地的老人说：“当年这鼓台可热闹了，百姓有冤都来敲鼓，谢大人派来的御史都秉公办理，没冤过一个好人。”萧燊看着卷宗上的记载，又翻看着谢渊手书的《吏治十条》手稿，手稿上“廉洁”二字被圈了又圈，旁边写着“为官者，当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怒为怒”。他提笔批注：“吏治清则天下安，谢师以铁腕治贪，实为百官之镜。本宫读其《吏治十条》手稿，见字字斩钉截铁，方知何为‘为官风骨’——此师当敬，当学，当效。”
卷宗附的《吏治十条》抄本，是当年朝廷刊刻的版本，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