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的办公室多了块黑板，是从仓库翻出的旧物，边缘掉了块木茬，露出里面的夹心，像颗豁了牙的嘴，说话都漏风。黑板上的漆皮翘着，用指甲一抠就能撕下片卷边的皮，露出下面的木头纹路。他用白粉笔写着每日的真实产量："小麦亩产五百三十一玉米亩产六百零八 "，数字后还画了个小小的麦穗，穗子歪歪扭扭，像被风吹倒的，麦芒画得太长，几乎要戳到旁边的数字，看着有点滑稽。
农民们路过时，总要凑过去看。张老汉拄着枣木拐杖，杖头的铜箍磨得能照见人影，映出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他眯眼瞅了半天，从怀里掏出半截粉笔 —— 是孙子写作业剩下的，笔头上带着点红色涂鸦，像朵小花。在玉米产量下面添了行小字："俺家的棒子有虫眼，只打了五百七。" 粉笔灰落在他的毡帽上，像撒了把面粉，他用袖子一掸，反倒把灰蹭到鼻尖上，像沾了撮白胡子，引得旁边的人直笑。
卖豆腐的王婶提着竹筐经过，筐沿的冰碴没化，映着日光闪闪烁烁，像撒了把碎钻。她用红粉笔在黑板右下角画了个笑脸，嘴角咧得老大，露出颗缺了的门牙，眼睛画成两个圆疙瘩，还特意点了黑眼珠，看着憨态可掬。"俺家的豆子亩产三百二，比去年多收四十斤，够磨三缸豆腐，能卖不少钱呢。" 她的蓝布头巾沾着雪，说话时热气在头巾上凝成小水珠，顺着褶皱往下淌，滴在竹筐的豆腐板上，洇出个深色圆点，像朵小梅花。
黑板很快成了五彩斑斓的画。绿粉笔写着蔬菜产量："黄瓜亩产四千二，架上还挂着没摘的，顶花带刺新鲜着呢"；黄粉笔标着果树挂果数："苹果树每棵结八十六个，比去年少仨，今年雨水少"；还有人用烧黑的木棍画了头耕牛，牛尾巴翘得老高，旁边写着 "老黄牛一天耕三亩，下午得给它加把豆饼，不然没劲"。科长站在走廊尽头瞅着，手里的保温杯盖没拧紧，水顺着指缝流进袖口，把藏蓝色衬衫洇出片深色，他却浑然不觉，眼神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上扫来扫去，像在数地里的苗，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啥滋味。
小林在报告末尾写道："最大的形式主义，是把群众当傻子。"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洇出个小点儿，像滴没掉下来的眼泪。他想起蹲守时看见的那片麦田，雪地里露出的麦茬稀稀拉拉，远不如报表上的数字稠密，田埂上的枯草被风吹得贴在地上，像群低头认错的人，看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祁同伟看到这句话时，正在吃午饭。搪瓷碗里的面条冒着热气，卧着的荷包蛋黄微微颤动，筷子一戳就能流出来。他用红笔在下面画了道波浪线，笔尖戳穿纸页，露出后面的 "食堂菜谱"，"红烧排骨" 四个字被戳得变了形，像被啃过一口。"这话得让所有人都瞅瞅，尤其是那些总觉得自己比群众聪明的。" 他把报告递给秘书，筷子上的辣酱滴在 "傻子" 二字上，像点了个红痣，鲜艳刺眼，格外醒目。
省厅走廊的公告栏里，这句话被放大打印，贴在 "工作动态" 的上方。打印纸边缘裁得不齐，像用手撕的，毛边在风里轻轻晃，像只扇动的翅膀。红笔加粗的字迹在日光灯下泛着光，每个笔画都像根小鞭子，抽得人心里发紧。路过的办事员有的驻足，眉头皱成个疙瘩，嘴里啧啧有声；有的匆匆瞥一眼，脚步加快，鞋底带起的风把纸页吹得哗哗响，像谁在低声议论，又怕被别人听见。
老周去仓库领文件夹时，看见科长在黑板前转悠，手里捏着块半湿的抹布，布纹里卡着点粉笔灰，擦起黑板总留下白印子。农民们新添的 "棉花亩产四百一十" 旁边，有人用白粉笔补了行 "扣除虫灾损失三十斤"，字迹娟秀，像个姑娘写的，横画收笔时带着个小小的翘，看着挺俏皮。科长的手指在数字上蹭了蹭，抹布上的水把粉笔字晕成淡蓝色，像蒙了层薄雾，他突然抬手，用指尖在 "三十斤" 下面轻轻敲了敲，指关节泛白，像是在琢磨啥。
小林的摄像机还在包里没倒带，里面存着科长改报表的画面 —— 镜头拉近时，能看见他嘴角的痣在动，每改一个数字，那颗痣就跳一下；还有农民们在黑板上写字的场景，张老汉的手在发抖，粉笔头差点掉地上，他赶紧用另一只手接住，引得大家一阵笑。他打算把这些刻成光盘，不存档，就放在抽屉里，和父亲寄来的新麦样品放在一起，麦粒的清香能冲淡些报表的油墨味，闻着心里舒坦。后巷的雪化了，露出黑黢黢的地面，面包车辙印里积着水，映着发改委的窗户，窗玻璃上的冰花早已化尽，能看见里面晃动的人影，科长正把一摞旧报表往纸篓里塞，动作挺用力，像是在扔啥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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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上的字越积越多，有人用粉笔圈出最高产的地块，旁边画了面小红旗，旗角飘得老高，像在使劲往上蹿；有人在最低产的数字下面画了个问号，问号的钩子拖得老长，差点碰到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