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外套重新披上，一边往外走一边回拨周叔的号码。电话接通时，车已经驶出市委大院。
“老周，安居工程的资金池现在能动多少？”
“三个亿可以随时划转，但你要注意，这是预备金，省里还没批追加预算。”
“先垫上。”丁义珍把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腾出手翻文件，“人不能等，房子也不能等。今天上午我就把方案报上去，你准备材料配合。”
车子拐进红星轧钢厂片区时，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临时围挡前。几个穿旧工装的老工人站在台阶上，手里举着打印纸，上面写着“我们为国家干了一辈子”“补偿不能只看面积”。
李卫国正站在边上劝人，看见丁义珍下车，赶紧迎上来。
“他们主要是觉得不公平。”李卫国压低声音，“一家五口挤四十平老房，按平方补钱，分到手还不如单身汉多。还有些退休师傅工龄四十年，说贡献没体现。”
丁义珍点点头，没急着说话。他走到人群前，工作人员递来一个扩音喇叭。
“我是丁义珍。”他声音不高，但够稳，“今天不念稿，也不讲政策条文。你们有什么话，我站在这儿听着。谁想说，上来讲。”
底下静了几秒，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走了出来，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这是我八三年带徒弟时拍的。”他把照片举起来，“那时候厂里加班，孩子睡在车间长椅上。现在说拆就拆，补的钱买不起新房，租也租不到好地方。我不是闹事，就想问一句——我们这些老骨头，到底算不算这个城的人？”
周围响起一片附和声。
丁义珍接过那张照片看了看，还回去时说：“您这工龄，折成安置权重，应该加分。户籍加上实际居住年限，也应该算进去。明天开始，成立专项组，由你们推选代表参与讨论，三天内出新办法。”
他又提高声音：“这次改造，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大家住得安心。如果连老工人都安置不好，那这工程宁可不建。”
人群慢慢安静下来。有人低头议论，有人掏出本子记下他说的话。
散场前，丁义珍留下李卫国和几位职工代表，约好下午开小会再细聊。
回到车上，他给建委主任打了电话：“把原来按面积单一补偿的方案撤了，改成‘基础面积+工龄折算+家庭人口’三要素综合评定。今天发通知。”
挂了电话，他又补了一句：“标题就叫《关于切实保障产业工人居住权益的指导意见》。”
周叔的消息这时候进来：医疗升级项目的设备采购款被卡，中标公司发了正式催告函，社区医院院长已经在市委值班室递交了请愿书。
丁义珍直接调转车头，去了市财政局。
副局长见到他，脸上有点发紧：“丁书记，不是我们不办，省里季度结算还没批复，动不了大额支出。”
“那我问你，社区卫生中心换一台CT机要多少钱？”
“三百八十万左右。”
“三百八十万，就能让五千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做检查。你现在告诉我，等半个月？”
副局长低下头：“流程……”
“流程是为人服务的，不是拦人的墙。”丁义珍打断他，“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马上走应急通道，从预备金里拨付首批款项；要么我以个人名义向省委申请特批，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为什么老百姓看病要等钱到位。”
副局长额头冒汗：“我……我这就协调。”
“两小时内到账。”丁义珍起身，“不然发布会我准时开。”
他走出财政局大楼时，阳光正照在台阶上。手机震动，是周叔回信：第一批一千二百万已划转至卫健专户。
当天下午三点，市政府新闻发布厅临时召集媒体通气会。
记者们到场时，丁义珍已经站在讲台前。没有PPT，也没有发言稿，只有一页打印纸。
“有人问我，为什么产业园区刚起步，就要推民生工程？”他看着镜头，“因为发展不是看GDP涨了多少，而是看老人能不能在家门口看病，职工能不能住上体面的房子。”
台下有记者提问：“如果资金持续不到位，项目会不会变成空头支票？”
“我已经下令启用城市发展预备金。”他说，“这笔钱本来是防风险用的，但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群众对政府失去信任。资金缺口由我负责到底，一句话——群众看病不能等，住房不能拖。”
会后，他没回办公室，直接去了南巷社区卫生中心。
院长带着他在新建的诊疗区转了一圈。新的心电图机已经运到，护士正在拆包装。
“下周就能用？”丁义珍问。
“只要培训完成，随时可以上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