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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记得，葬礼结束后，一个陌生的老人找到他，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千块钱和一张字条：“我儿子十年前也被骗自杀了。活下去，好好活。”
那三千块钱，是他当时唯一的温暖。
张斌睁开眼睛，开始打字：
“危暐教授：”
“我叫张斌，张坚的儿子。”
“你对我父亲的‘手术’持续了九个月，记录了两百多页笔记，收集了无数数据。但你不知道的是——他自杀那天早上，给我发了最后一条短信，只有三个字：‘吃早餐’。”
“他当时已经写好遗书，已经决定结束生命，但还是记得提醒我吃早餐。这在你那些‘异常数据’里，要怎么分类？”
“我恨过你，恨到想亲手杀了你。但经历了这么多后，我意识到：恨你改变不了什么。我爸回不来，我妈回不来，那2300万大部分也回不来。”
“所以我现在不恨了。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选择我爸，那是算法决定的。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非要通过伤害别人来寻找答案？为什么不能通过帮助别人来寻找答案？”
“你说你想建立一个‘理想社区’，验证人性可以在健康的意义供给中向善。我理解这个想法。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用金钱招募贫民窟的人，当你用权力设定社区规则时，你还是在‘操控’，还是在‘实验’。”
“那不是真正的社区，那是你的新实验室。”
张斌停顿，喝了一口水，继续：
“我们有个提议。”
“在云海市，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实的实验场——几千个普通人，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自愿帮助陌生人，自愿重建信任。所有的数据都公开，所有的过程都透明。”
“我们邀请你观察这个实验，并提供你自己的数据作为对比。但前提是：你必须接受科学伦理委员会的监督，必须提供你实验的所有原始资料，必须放弃对参与者的任何操控。”
“如果你真的在乎科学真相，而不是只是享受‘操控实验’的权力感，你应该会接受这个更严谨的方案。”
“这需要时间准备。如果你愿意等，我们可以开始搭建数据交换平台。如果你不愿意，那证明你并不在乎真相，只在乎你自己的游戏。”
“我父亲的纽扣还在我这里。上面有他想要缝好生活里每一个破洞的微小愿望。”
“如果你建立的那个菲律宾社区里，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你的实验而避免成为下一个张坚，或下一个你，那么这枚纽扣的重量，也许就有了一点点意义。”
“但我需要看到证据。不是你的承诺，是数据。”
“等待你的回应。”
“张斌”
写完，张斌靠在椅背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但他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他终于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不是以受害者的控诉，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另一个人提问。
陶成文走进来，读完邮件，拍了拍张斌的肩膀：“写得好。直击核心。”
“他会接受吗？”张斌问。
“如果他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会。”陶成文说，“如果他只是沉浸在自己‘上帝角色’中的疯子，他不会。”
晚上八点，加密邮件发出。
（五）深夜十一点：危暐的回复与数据包的提前到来
等待回应的三小时里，修复中心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
付书云在训练室对着沙袋发泄；沈舟和曹荣荣在设计伦理委员会的架构；程俊杰和梁露在搭建数据交换平台的雏形；鲍玉佳在整理社区实验的所有历史数据；张帅帅在追踪菲律宾“理想社区”的更多情报。
陶成文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云海市地图。地图上标注着所有参与“善意地图”的家庭，光点密密麻麻，像星空一样。
他想起了自己从警三十年的经历：抓过无数罪犯，见过太多悲剧。大多数时候，正义很简单——抓住坏人，关进监狱。但危暐这样的案子不同。他既是罪犯，又是研究者；既是加害者，又可能成为未来预防犯罪的钥匙。
这让人困惑，但也让人着迷。因为如果能把危暐这样的人研究明白，也许能解开许多无解的社会难题。
深夜十一点整，加密频道提示音响起。
危暐的回复比所有人预想的都简短：
“张斌：”
“你父亲的最后短信，在我的数据集中没有记录。这是新的异常数据。”
“我接受你们的提议。但有两个条件——”
“第一，伦理委员会必须包含我指定的两名海外学者（名单附后），他们的学术声誉可以保证。”
“第二，数据交换必须是双向实时的，不能有时滞。我需要看到云海实验的原始数据流，不是整理后的报告。”
“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