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一次低调的走访。”陶成文最终决定，“魏局，你和我，加上鲍玉佳、曹荣荣、孙鹏飞——心理学和社会学背景的人去。付书云、马文平留守，加强安防。张帅帅、沈舟继续技术追踪。梁露协调后勤和信息整合。”
他顿了顿：“这次走访的目的，不是审讯，也不是侦查。是……倾听。听一对老教师，如何讲述他们那个成为幽灵的儿子。”
（二）福州：老教师的家
两天后，福州。一个建于九十年代的老旧教师小区，楼外墙皮斑驳，爬满青藤。初夏的雨水让空气潮湿闷热，蝉鸣聒噪。
危暐家在三楼，一套不到八十平米的小三居。开门的是危暐的父亲危柏松，七十出头，头发花白稀疏，戴着老花镜，背微驼。他显然提前接到了辖区派出所的“通知”（魏超安排的理由是“对在逃人员家属的例行关怀回访”），没有太多惊讶，只是沉默地将四人让进屋内。
客厅很小，家具陈旧但整洁。一面墙上挂满了奖状和合影——大多是危柏松和妻子陈秀芹执教生涯的荣誉，以及危暐学生时代的各种竞赛奖状。危暐的照片在高中阶段戛然而止，之后是一片突兀的空白。
陈秀芹从厨房走出来，端着茶盘。她比丈夫瘦小，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眼神里有一种教师特有的、温和而锐利的气质。她给每人斟了茶，手很稳，只是放下茶壶时，壶嘴与杯沿轻轻碰了一下，发出极轻微的叮声。
“谢谢配合我们的工作。”陶成文开口，语气尽量平和，“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危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让你们很痛苦，但我们相信，任何人的选择，都有其根源。”
危柏松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根源？我和他妈教了一辈子书，教学生爱国、诚信、仁爱。到头来，自己儿子成了通缉犯，诈骗犯，逃到国外去害人。你说根源在哪里？在我们教育失败？”
他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
陈秀芹轻轻按住丈夫的手，看向鲍玉佳——她注意到这个年轻女子一直在安静地观察房间的细节。“同志，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这么多年，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们跟公安局的同志都说过很多次了。只是每次说，就像把结痂的伤口再撕开一次。”
曹荣荣拿出录音笔，征得同意后打开：“我们想听一些……可能之前没被记录下来的细节。比如，危暐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习惯，或者……经历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陈秀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飘向墙上那些奖状。最中央是一张危暐初中时获得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的照片，少年戴着眼镜，笑容腼腆，眼神明亮。
“小暐……从小就很聪明。”她缓缓开口，“学什么都快，特别是数学和逻辑推理。他喜欢下棋，围棋、象棋都下得很好。也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历史、哲学、心理学……高中时就看弗洛伊德、荣格，还跟我们讨论‘集体无意识’。那时候我们觉得，这孩子以后能做学者。”
“但他朋友很少。”危柏松接口，声音低沉，“不是没人愿意跟他玩，是他自己……好像对人没太大兴趣。他更愿意自己待着看书，或者摆弄他的那些模型。他说，人太复杂，变量太多，不如数学和逻辑干净。”
孙鹏飞在本子上记录，轻声问：“他有过亲密的朋友吗？或者，早恋之类的？”
陈秀芹摇头：“没听他提过。高中时有个女同学经常找他问问题，他也很耐心地讲解，但也就止于此。他好像……不太理解或者说不看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纽带。有一次我问他，那个女同学是不是对你有好感？他说：‘好感是基于激素分泌和社交需求计算的暂时性状态，不具有稳定性。投入情感是低效的。’”
鲍玉佳心里一动。这种将人类情感工具化、量化分析的倾向，在“黑皮书”里随处可见。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陶成文问。
危柏松和陈秀芹对视一眼，眼神里都有痛苦。
“大学。”危柏松说，“他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心理学系，我们很高兴。但大二开始，他寒暑假回家，变得越来越沉默，有时候会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很久，写东西，画图。问他写什么，他说是‘社会行为模型’。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笔记本上画的关系图，上面把人标成节点，连接线写着‘信任流量’、‘情感杠杆’、‘信息不对称收益’……我看不懂，但觉得不舒服。”
“他毕业后，没有按我们的期望去当心理医生或者做研究。”陈秀芹接过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他说，临床心理学是‘修理破损零件’，社会心理学是‘描述无序混沌’，都没意思。他要做‘更基础的工作’。然后他就开始到处跑，说是在做‘社会调查’，有时候几个月没消息。往家里寄的钱越来越多，但我们问他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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