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最近的成功让我在国际金融界获得了重要地位，但也树立了一大堆敌人。
这些华尔街的老牌势力，绝不会甘心看着一个中国人挑战他们的权威。
我拿起桌上的达沃斯邀请函，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全球政商精英的聚会。
能收到邀请说明我已经被认可为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在那种场合，我不再是躲在暗处的狙击手，而要和那些老牌金融家正面交锋。
他们有几百年积累的人脉关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完整的话语权体系。
而我，说白了就是个从亚洲崛起的暴发户。
但我不怕。
从金三角走出来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大不了鱼死网破。
一个月后，瑞士达沃斯。
雪花纷飞的小镇被全世界的目光聚焦。
虽然媒体炒得很热闹，但实际上达沃斯论坛的规模并不算特别大，与会的大概有两千多人，其中真正有份量的也就几百个。
我穿着在伦敦定制的深蓝色西装，戴着百达翡丽手表，从奔驰S级轿车里走出来时，立刻被守候的记者们围住。
"林先生，请问您如何看待最近欧美股市的调整？"
"有传言说您下一个目标是石油期货，是真的吗？"
"您认为亚洲资本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吗？"
我微笑着应对这些问题，表现得很从容。
但内心深处，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打量着我，有些甚至在琢磨着怎么收拾我。
主会场的分论坛，我被安排在"新兴市场与金融稳定"这个环节。
和我同台的都是重量级人物：摩根大通的CEO、德意志银行的董事长、几个着名对冲基金的老板。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人介绍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被媒体称为'东方猎手'的林天锋先生。''
''在过去一年里，他的基金收益率达到了45%，这个数字让很多华尔街同行都感到惊讶。"
台下响起礼貌的掌声，但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冷意。
45%的收益率在华尔街确实不算最高，但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已经很扎眼了。
"林先生，"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率先发难，"您的投资风格似乎比较激进，这是否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
这是个陷阱。
如果我承认激进，就会被贴上"市场搅局者"的标签；如果我否认，就显得虚伪。
"戴蒙先生，激进和稳健的区别在于什么？"我反问道，"是投资规模，还是收益率？''
''如果按收益率算，巴菲特某些年份的回报也很'激进'。"
台下一阵议论，我的回答显然出乎他们意料。
"但您的操作确实影响了一些欧洲银行的股价。"德意志银行的董事长追问。
"这种影响是否过于剧烈？"
"股价反映的是价值，不是情绪。"我平静地说。
"如果一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超过15%，股价还在高位，那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的操作只是让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但您怎么确定15%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一个对冲基金老板质疑道。
"公开财报，加上实地调研。"我说，"我们在欧洲有调研团队，会实地考察银行的资产质量。''
''数据不是猜的，是查出来的。"
会场里突然安静下来，实地调研？
这意味着东方投资集团的触角已经深入到欧洲腹地了。
"那您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如何？"主持人赶紧转移话题。
"机会和风险并存。"我说，"欧债危机还没完全结束，美国经济复苏也不稳定，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压力。''
''但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机会，关键是要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力。"
"听起来您很看好新兴市场？"德意志银行董事长问。
"不是看好，是看到了价值洼地。"我纠正道，"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性抛售时，往往是最好的买入时机。"
会议结束后，我在酒店的酒吧里独自喝着威士忌。
今天的交锋虽然没有败下阵来，但我能感受到巨大的敌意。
这些老牌金融家表面客气，私下里肯定在琢磨怎么收拾我。
"年轻人，介意我坐一下吗？"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我抬头看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但眼神还很锐利。
我认出他了——乔治·布朗，华尔街的活化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金融界混饭吃。
"当然不介意，布朗先生。"我起身致意。
老人坐下来，要了杯干邑："今天的表现不错，很有胆量，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