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抓到一个安南人，他们就可以获得7两银子的报酬，如果是一个村一个村的抓，那可是批发价进货零售价卖。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奸商和民团成员不择手段，对安南人展开了疯狂的抓捕。红河三角洲上，处处可见奸商和民团的身影，他们如同贪婪的饿狼，追逐着安南人。
李勇看着这些奸商和民团相当出格的行动，心中暗自盘算。这些奸商的到来，将大大加快他的换种大计。以这些奸商和民团的抓捕速度，不用一年时间，大明山民将逐渐占据这片土地。用不了多久，红河平原将成为纯种汉人的天下！
“谁让他们来的？”李勇让人一问，这些奸商统一的回答是：“赵石！”。这让李勇十分好奇，怎么会是赵石呢？
崇祯六年十月十五日，当李勇在红河三角洲推动灭国大计时，赵石已在暹罗国（今泰国）悄然动手。
暹罗国承认大明的藩国地位，缴纳李勇强加的高额税收，这一切不过是权宜之计。在赵石看来，暹罗就像是一只潜伏在南洋的猛兽，表面上温顺，实则时刻准备着挣脱枷锁，独自奔跑。
不准当地学习汉语，强制推行泰族姓氏，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暹罗为了保持自身民族特性、抵御大明文化渗透的手段。他们深知，语言和姓氏是文化的根基，一旦失去，民族的灵魂也将随之消散。
泰族贵族是暹罗王国的统治基石。他们与君主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王权依赖于泰族贵族的支持，而泰族贵族则通过王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
地方行政、税收、军事动员，均以泰族贵族为核心。这使得暹罗的统治体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赵石明白，要想打破暹罗的这种稳定，就必须从泰族贵族入手，削弱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
上座部佛教在暹罗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寺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更是教育、文化和地方权力的汇聚地。泰族通过对宗教的信仰和传承，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视君主为“转轮王”，这一观念进一步巩固了王权的神圣性和统治的合法性。在泰族心中，君主是佛教理想的化身，是带领他们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领袖。这种对君主和王权的尊崇，使得暹罗的统治体系更加坚不可摧。
赵石在南方作战至少三年，对南洋各族的习性有着深刻的认知。暹罗（阿瑜陀耶王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主要集中在湄南河流域的中部地区，这里是王国的核心统治与军事区域。
曾经，中部泰族聚居区（如阿瑜陀耶及其周边）人口高达250万，但近年与东吁王朝的连年大战，使得人口锐减至约150万人。尽管如此，泰族依然是一个高度凝聚的民族。
隔壁的东吁王朝，人口是暹罗的三倍，却因泰族的抱团，始终难以搞定这个对手。更让赵石头疼的是，泰族普遍信仰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教育、文化和地方权力的中心。
赵石站在暹罗的视角，审视着这个看似顺从实则倔强的国家。他明白，暹罗的每一次妥协，都是在积蓄力量；每一次表面的恭顺，都掩盖着内心的野心。南洋各族有着各自的生存智慧和反抗精神。暹罗的泰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以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抵御着大明的同化与掌控。
动手前赵石就很头痛，想要同化暹罗这样一个高度凝聚、文化认同感强烈的民族，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没有三五百年，根本不可能实现。大明的文化和制度，虽然在东亚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在暹罗，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泰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如同坚固的堡垒，抵御着外来文化的渗透。
赵石没有选择大兵压境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先带领一个旅的兵力，悄然抵达班固港（曼谷南面）。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鸿蒙宴”，邀请刚上位两年的巴沙通国王前来商量出兵莫卧尔帝国的事宜。
巴沙通国王对大明虽心存疑虑，但这两年来与大明“爸爸”的关系还算过得去。他按时跪拜、缴纳高额税收，也派遣了仆从兵，只是数量比其他藩属国少一点，出兵速度慢一些，他以为这些问题在大明眼中不过是小瑕疵。
当他看到赵石只带了一个旅的兵力时，心中稍感安心，麻着胆子登上了“贼船”。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怕什么就来什么。刚一登上船，他就被大明士兵迅速制服，直接被抓了起来。巴沙通国王满心震惊与愤怒，他怎么也没想到，大明竟如此卑鄙，对曾经还算顺从的自己下此毒手。他心中悲愤地呐喊：“这李勇怎么对自己如此大的仇恨？”
在李勇心中，目标清晰而坚定：东南半岛必须成为大明永久领土。在他看来，整个泰族种族必须连根拔起，这些仇怨要在他这一代全部解决。在他眼中，历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曾经那些独立的国家都只会被一笔带过，成为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