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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手机震了一下,是周明远教授发来的消息,附了一份压缩文件:“林主任,这是我们跨学科调研的初步结果,有些数据比较敏感,建议加密查看。”
二、老旧小区里的民生温度
城西的“晨光小区”是黄浦市的老小区,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红砖楼的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张磊提着装有民情问卷和签字笔的帆布包,爬上三楼时,已经有些喘——他昨天刚在污水处理厂待了一天,检测设备的噪音还在耳边隐隐作痛。
活动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下棋的落子声和老人的谈笑声。张磊推开门,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抬头看他:“小伙子,是来调研的吧?李主任都跟我们说了。”
老人叫王建国,退休前是机床厂的工人,手里拿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张磊走过去,掏出工作证:“王大爷您好,我是水务集团的张磊,也是伦理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今天来想听听大家对基因编辑的看法。”
“基因编辑?就是能改娃基因的那个技术?”王大爷放下茶杯,往旁边挪了挪,给张磊腾出个位置,“坐,坐!正好昨天电视里播了,说有富人想改娃的智商,我们正聊这事呢。”
活动室里一共七个人,五个退休工人,一个单亲妈妈,还有社区居委会的李主任。张磊把问卷放在桌上,刚想开口解释,穿碎花衬衫的刘阿姨就抢了话头:“张委员,我跟你说,这技术可不能随便搞!你想啊,富人能改基因,让娃更聪明,我们这些普通人呢?连体检都要算计着花钱,娃上学只能靠自己拼,这以后社会不就分成三六九等了?”
“就是!”旁边的李大爷敲了敲烟袋锅,烟丝还没点燃,“我孙子在重点中学,班里有同学报一对一辅导班,一小时就要八百块,我们家只能报个网课。这要是再能改基因,我们的娃连跟人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不就是天生的差距吗?”
张磊拿出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时不时点头回应。他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个穿黑色外套的女人,一直没说话,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药盒,指节都泛了白。“这位大姐,您有什么想法吗?”张磊看向她。
女人抬起头,眼睛有些红,她把药盒放在桌上,盒面上印着“甲钴胺片”,标签已经磨损了。“我儿子今年八岁,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哽咽,“医生说治疗性基因编辑可能有效果,但现在还没普及,费用也高得吓人。可有的人倒好,孩子没病没灾的,还要改基因让娃更聪明,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戴着助听器,笑得很灿烂。“我每天打两份工,就是想攒钱给娃做人工耳蜗,可基因编辑这事儿一出来,我就怕——以后是不是连治病的技术,都只给有钱人用?那些增强型的技术,难道不该先让给需要治病的人吗?”
活动室里静了下来,王大爷叹了口气,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妹子,别难过,张委员来就是听我们说话的,会把咱们的想法传上去的。”
张磊的鼻子有些发酸,他把照片还给女人,认真地说:“大姐,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的话写进报告里。治疗性编辑的普及,还有费用问题,都是我们委员会要考虑的重点,绝对不能让技术只服务于少数人。”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张磊听了很多声音:有人担心基因信息泄露,有人害怕“基因歧视”,还有人问“以后找工作会不会要看基因报告”。他都一一记录下来,遇到老人听不懂的术语,就用“改基因就像给种子施肥,治病是给生病的种子治病,增强是给健康的种子多施肥,可肥料就这么多,先给谁用”来解释。
离开小区时,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被张磊的脚步声唤醒,又在他身后熄灭。李主任送他到门口,递给他一沓签名:“张委员,这是我们小区三十多户居民的签名,都是支持禁止增强型基因编辑的,您带上。”
张磊接过签名,纸页上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歪扭扭,还有几个小孩的涂鸦式签名。他放进帆布包时,不小心碰到了里面的水杯,温水洒了一点在签名纸上,晕开了几个墨点。他赶紧用纸巾擦干,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这些签名不是冰冷的文字,是实实在在的担忧和期待。
回到家时,妻子已经做好了饭,看到他满身疲惫,递过来一杯热牛奶:“今天调研怎么样?累坏了吧?”
张磊坐在餐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民情报告。“遇到个单亲妈妈,儿子有听力障碍,想做治疗性编辑却没钱,”他一边打字一边说,“还有几个退休工人,担心基因增强会让社会分层更严重。你说,我们做伦理评审,不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不公平发生吗?”
妻子坐在他旁边,帮他整理调研问卷:“那你这份报告可得写详细点,让委员会的人都看看基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