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接过笔记本，认真地翻看着。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关键时间点：2024年3月12日（闭门会议）、3月15日（参数调整）、3月16日（李默被调岗）……每一个时间点都对应着具体的证据，比如会议签到表照片、调岗通知书扫描件。“这些……你们都准备好了？”他有些惊讶。
“我们不仅准备了这些，还找到了智愈科技2024年Q1的医院采购合同，里面明确写着‘AI诊断系统准确率需≥98%’，这就是陈明远下调罕见病权重的直接动机。”林砚之拿出一份合同复印件，“庭审时，这些证据会一一提交，你不用紧张，只需要如实作证就好。”
警车很快到了医院。李默冲进急诊室，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当护士推着李桂兰进手术室时，李默站在门口，看着母亲苍白的脸，眼眶又红了。林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张主任是肿瘤科的专家，手术会很顺利的。庭审下午两点开始，我们一点半在法院门口集合，这期间你可以在这里陪着母亲。”
“林处长，谢谢你。”李默转过身，深深鞠了一躬，“如果不是你，我可能真的会做错事。我以前觉得，算法只是代码，没有感情，但现在我知道，每一个参数背后，都可能关系到一条人命。”
林砚之点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伦理审计。科技不是冰冷的代码，它应该有温度，有底线。你的证词，不仅是在帮我们，更是在帮所有可能被算法伤害的人。”
下午一点半，李默准时出现在法院门口。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整齐，虽然眼睛还有些红，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慌乱。小陈递给他一瓶水：“别紧张，我们都在外面等你。”
林砚之看着他走进法院，心里有些感慨。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在金钱和良心的选择面前，最终守住了底线。而这底线，正是科技伦理最坚实的基石。
四、证人席上的笔记本与真相的重量
下午两点，第二次庭审正式开始。
法庭内庄严肃穆，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媒体记者，有医疗行业的代表，还有一些关注此案的市民。智愈科技的CEO陈明远也来了，他坐在被告席上，穿着昂贵的西装，脸上带着傲慢的神情，似乎对这场庭审胸有成竹。
庭审按流程进行，先是原告方陈述追加“商业欺诈”的理由，林砚之作为市科技伦理监管处的代表，提交了李默提供的原始日志、医院采购合同复印件等证据。被告方律师立刻提出异议，认为日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李默作为前员工，可能存在报复性作伪证的情况。
“下面，请证人李默出庭作证。”法官的声音响起。
李默从旁听席后站起身，走到证人席上。他双手放在身前，手指微微有些颤抖，但眼神却很坚定。在宣誓环节，他举起右手，声音清晰：“我保证如实提供证言，不隐瞒、不伪造、不歪曲事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方律师率先发问：“李默先生，你在智愈科技工作期间，是否负责核心算法的开发？你提交的日志，会不会是你离职后伪造的？”
李默深吸一口气，回答：“我2022年入职智愈科技，担任算法工程师，负责AI诊断系统的训练数据优化，直到2024年3月被调岗。日志是我在工作期间，按照公司规定记录的原始数据，每一次参数调整都有服务器后台记录可查，不是伪造的。”
“那你为什么在离职后才提交这份日志？是不是林砚之处长给了你好处，让你作伪证？”律师的问题带着明显的诱导性。
“不是。”李默摇头，“我离职后，本来不想掺和这些事，但我妈查出胃癌，需要手术费，我找陈明远要绩效奖金，他却让我‘懂规矩别多嘴’。后来我看到新闻，知道有患者因为智愈科技的AI系统误诊，我才意识到，我不能再沉默。林处长没有给我任何好处，反而帮我母亲安排了手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这时，陈明远突然开口：“法官大人，我反对！李默这是在捏造事实，他的绩效奖金已经结清，是他自己主动离职的！”
法官敲下法槌：“被告方请注意，不要随意打断证人作证。原告方律师，可继续发问。”
原告方律师站起身，问：“李默先生，你能否详细描述一下2024年3月12日的闭门会议？陈明远先生在会上，是否提到过调整罕见病样本权重的原因？”
李默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那是他工作时用的记事本，封面已经有些磨损。“那天的会议，陈明远先生说，‘罕见病病例太少，每次诊断都要调用特殊模型，拉低整体准确率，医院采购时看的就是这个数，必须调’。他还说，‘伦理审计只是走个过场，只要搞定准确率数据，医院就不会退货’。”他翻开笔记本，找到3月12日那一页，上面用蓝色钢笔写着会议内容，末尾还有一个潦草的签名——是陈明远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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