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夏末，冀中平原被晒得滚烫，田地里的玉米秆已长得比人还高，翠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风一吹，就翻起层层绿浪。谢文东家的院子里，张彩霞正抱着谢念军坐在树荫下，手里摇着蒲扇，哄孩子睡午觉。院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谢文东扛着空扁担走进来，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后背的粗布褂子都湿透了，贴在身上显出紧实的肌肉线条。
“东子，集市上人多吗？给念军买的拨浪鼓买着了吗？”彩霞赶紧起身，接过他手里的扁担靠在墙根，又递过一块浸了凉水的粗布帕子。谢文东接过帕子往脸上胡乱一抹，从怀里掏出个红漆拨浪鼓，上面系着粉蓝两色的绸带，一摇“咚咚”响：“买着了，你看这做工多细，念军醒了指定爱抓。”他轻手轻脚走到炕边，把拨浪鼓放在孩子手边，看着念军攥着小拳头的模样，嘴角不自觉弯了弯。
“你先歇会儿，我去灶房给你盛绿豆汤，早上就煮好了晾着的。”彩霞刚转身，就被谢文东拉住手腕。“不急，”他声音有些沉，眼神里还带着没散的恍惚，“今天在集市上，遇到个熟人。”
“熟人？是以前部队的老战友？”彩霞心里一动，这两年谢文东总念叨着老战友，可大多都没了音讯。谢文东却摇了摇头，走到院门口望了望，才低声说：“是个日本人，以前战场上见过的。”
这话让彩霞的手顿在半空。她太清楚日本人在谢文东心里的分量——当年他爹娘就是被日本兵烧房子时活活呛死的，他左腿上那道深可见骨的疤，也是跟日军拼刺刀时留下的。有次夜里他做噩梦，嘴里还喊着“杀了你们这些小鬼子”，吓得念军哭了半宿。
“他没找你麻烦吧？”彩霞赶紧追问，手不自觉攥紧了衣襟。谢文东拉着她坐在树荫下的板凳上，慢慢说起了集市上的事。
今早天刚亮，谢文东就挑着两个空筐去县城赶集。他要给念军买拨浪鼓，还要给村里的老支书带两斤红糖——老支书前几天帮着修水渠，淋了雨咳嗽不止。县城集市很热闹，卖菜的、说书的、耍把戏的挤在一条街上，吆喝声此起彼伏。谢文东刚在一个糖糕摊前站住，就听见旁边杂货摊传来怯生生的中文：“这位同志，要……要个搪瓷缸不？新到的，不漏水。”
那声音带着明显的日本口音，谢文东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回头。只见杂货摊后站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个子不高，背有点驼，手里攥着个搪瓷缸，指关节泛白。男人也抬头看他，先是愣了愣，接着脸色“唰”地变得惨白，手里的搪瓷缸“当啷”掉在地上，摔出个豁口。
“谢……谢君？”男人声音发颤，往后退了两步，脚腕却绊在货箱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头埋得低低的，双手紧紧抓着地面的泥土，“对不起！对不起！当年是我不对！求您饶命！”
周围赶集的人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这日本人咋给咱中国人下跪了？”“是不是欠了这位同志的钱？”谢文东皱着眉，看着男人后颈上那道熟悉的刀疤——他记得这道疤，1943年在山东枣庄的一场战斗里，他跟这个日本兵拼过刺刀，当时他的刺刀划破了对方的后颈，对方也差点把刺刀捅进他的左腿。
“你起来。”谢文东走过去，伸手想拉他。可男人却抖得更厉害，头磕在地上“咚咚”响：“谢君，我知道您恨我！当年我不该杀老百姓，不该烧你们的房子！可我也是被逼的，我家里有老母亲，他们说我不打仗，就杀了我娘……”
这话让谢文东的手顿在半空。他想起1942年的冬天，部队在河北涞源遇到一支日军小队，对方里有个十七岁的小兵，被俘虏时还哭着喊“我想回家”。后来才知道，那小兵是被强行抓来当兵的，家里还有个六岁的妹妹。当时他看着那小兵，心里五味杂陈——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自愿来中国打仗的。
“战争结束了。”谢文东终于还是拉住男人的胳膊，把他扶起来，“你现在是做生意的，我是种地的，以前的事，过去了。”他指了指地上摔豁口的搪瓷缸，“这缸子我买了，多少钱？”
男人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忙摆手：“不要钱！谢君要是不嫌弃，拿去用！”谢文东却从口袋里掏出五分钱，放在他手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他顿了顿，又说，“好好做生意，别再害人，以后好好过日子。”
男人攥着那五分钱，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对着谢文东深深鞠了一躬：“谢谢谢君！我一定好好做人，再也不做坏事！”
“后来我就去买了拨浪鼓，没多待就回来了。”谢文东说完，拿起桌上的绿豆汤喝了一口，冰凉的汤水顺着喉咙下去，却没压下心里的翻涌。彩霞看着他，伸手轻轻摸了摸他左腿上的疤——那道疤很长，从膝盖一直延伸到大腿，每次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彩霞的声音很轻，眼里却满是欣慰。她想起刚认识谢文东的时候，他眼里全是恨，说起日本人就咬牙切齿。有次医疗队接收了个受伤的日本俘虏，他差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