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暮春时节，辽北平原上的风依然有些许凉意，仿佛冬天的余寒还未完全消散。然而，这风中却已经夹杂着新翻泥土的腥味，如同一股清新的气息，直往人的鼻子里钻。
谢文东蹲在自家院子的老榆树下，他的身影在斑驳的树影中显得有些模糊。他手里紧紧攥着半块啃剩的玉米饼子，那饼子已经被他咬得残缺不全，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的目光落在院墙根那几垄刚刚冒出嫩芽的豆角上，那些嫩芽宛如婴儿的指甲盖一般娇嫩，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晃着，仿佛在向他招手。
谢文东静静地凝视着这些嫩芽，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他想起了曾经在林海雪原中艰难求生的日子，那时的他面对的是无尽的严寒和饥饿，每一个信号都可能意味着生死的抉择。而如今，这些嫩绿的豆芽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仿佛它们是生命的象征，是希望的种子。
“东子，发啥愣呢？”张彩霞挺着五个月大的肚子，从屋里挪出来，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碗里是刚熬好的小米粥，“粥要凉了，快趁热喝。”她走到谢文东身边，见他裤脚还沾着早上下地的泥，忍不住伸手去拍，指尖碰到他膝盖上那道狰狞的旧疤时，动作不自觉地轻了些。那是当年在三道崴子跟日本人拼刺刀留下的，肉翻出来的时候，她还以为这人要挺不过去了。
谢文东回过神，接过碗，喝了一口热粥，暖意在胃里散开。“没啥，就看这豆角芽，想起当年在山里，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他声音低了些，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那会儿你还总偷着给我塞炒面，差点被队里的人发现。”
张彩霞脸一红，嗔怪地瞪了他一眼：“都多少年的事了，还提。”正说着，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孩子的哭闹和男人的咳嗽，不像是村里熟人的动静。谢文东放下碗，眉头微微一皱——这年月不太平，虽说他解甲归田快两年了，可当年抗联的身份，总让他对陌生动静多了几分警惕。
“东子哥！东子哥在家吗？”院门外的喊声带着点沙哑，还有些不确定的试探，像是怕认错了人，又像是怕被拒之门外。
谢文东猛地站起身，这个声音……他心脏突突跳了两下，快步走到院门口，一把拉开那扇用粗木头钉成的院门。
门外站着个男人，穿着打了好几块补丁的粗布褂子，头发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脸上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颌的疤，看着有些吓人。可最扎眼的，是他左手缺了一截的食指——那截手指，是当年替自己挡日本人的子弹没的。
“二麻子？”谢文东的声音都颤了，他几乎不敢认眼前的人。当年的王二麻子，在抗联里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腰杆挺得比松树还直，枪法准得能打下天上的飞鸟，哪像现在这样，背有点驼，眼神里满是怯懦和疲惫，活像个被生活抽干了力气的老农。
王二麻子也愣了，看着眼前穿着对襟布衫、脸上带着烟火气的谢文东，眼眶瞬间就红了。他身后，一个穿着蓝布衫的女人抱着个约莫三四岁的孩子，孩子吓得往女人怀里缩，女人也局促地低着头，手里紧紧攥着个布包袱。
“东子哥……真的是你……”王二麻子的声音哽咽了，他往前走了一步，伸出那只缺了手指的手，想碰又不敢碰，最后还是谢文东一把将他抱住。两个加起来快七十岁的男人，就这么在院门口抱在一起，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对方的肩膀上，洇湿了粗布衣裳。
“你小子，这么多年，死哪去了？”谢文东拍着他的背，声音里又气又心疼，“当年队伍打散了，我找了你半年，都以为你……”
“我命大，没被日本人打死。”王二麻子抹了把眼泪，声音还是抖的，“后来跟着几个弟兄往南跑，半道上又遇到了国民党的兵，打散了，就一直流落在外。去年才回了老家，邻村的，离这儿也就二十里地。”他说着，指了指身后的女人和孩子，“这是你弟妹，秀莲。这是我儿子，狗蛋。”
秀莲抬起头，怯生生地喊了声“东子哥”，狗蛋也从她怀里探出头，好奇地打量着谢文东，又飞快地缩了回去。
张彩霞在一旁看着，眼圈也红了。她早就听谢文东说过王二麻子的事，知道这人是他过命的兄弟。她连忙走上前，拉着秀莲的手：“快进屋，外头风大。二麻子哥，你也别站着了，进屋说话。”
几个人进了屋，张彩霞给秀莲和狗蛋倒了热水，又把锅里的玉米饼子热了热，端上桌。王二麻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像是饿了好几天，秀莲在一旁时不时给狗蛋喂一口，自己却没怎么动。
等王二麻子吃了个半饱，谢文东才开口：“你既然回了老家，好好过日子就是，怎么想起来找我了？”
王二麻子手里的玉米饼子顿了顿，脸上的笑容垮了下来，眼神也黯淡了。“东子哥，我要是能好好过，也不会来麻烦你。”他叹了口气，声音压得很低，“我们村的保长，以前是伪满的汉奸，知道我当过抗联，就到处说我是‘匪兵’，说我手上沾过血，不让村里人跟我来往。我想种地，村里的好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