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品》，写到“每个患者都该有选择的权利”时，钢笔尖在纸上洇开个墨点，像极了前世母亲药盒上的红章。

    手机在这时震动起来。

    未知号码的短信跳出来：“你以为靠这种自残式试验就能改变规则？游戏才刚开始。”

    沈星河盯着屏幕上的字，拇指在“删除”键上顿了顿，最终点了“收藏”。

    他起身拉开窗帘，晨光透过纱窗落在书桌上，照亮了压在镇纸下的一张照片——那是上周他和林夏在图书馆的合影，女孩的发梢沾着阳光，笑得像朵初开的栀子花。

    最近林夏总说自己“记性变差了”。

    昨天放学时，她站在紫藤架下对着空气说“妈妈你看，这是星河送我的钢笔”，可沈星河记得，林阿姨三年前就去了上海。

    他摸出抽屉里的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9月15日，课间发呆17分钟；9月16日，错把数学作业当语文交；9月17日，说听见楼道里有人叫她“小夏”......

    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

    沈星河合上笔记本，把它和药监局的举报邮件一起锁进抽屉。

    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轻声说：“该醒的，不止那些沉默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