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被教派与土官视作私产、封禁霸占的千里沃土，如今尽数回到百姓手中，放眼望去，尽是生机盎然、安居乐业的盛景。
南洋气候温热，雨水丰沛，土地肥得流油，从前却被教派强占、土官瓜分，大片良田要么被辟为教产私田，要么被抛荒闲置，百姓连靠近都不敢，只能在贫瘠山坡上勉强糊口，一年忙到头，依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可自从朱高炽定下清教产、括黑田、分给无地贫民的国策，这一切彻底翻了过来。
那些曾被苏丹、头人、教派长老牢牢攥在手里的万顷良田，经官府逐亩清丈、造册登记后，全部拿出来，按照一口人一亩、一家三口三亩、五口以上五亩的铁规，分给了世世代代无田可耕的贫民、流民，以及被教派裹挟多年、安分守法的普通信众。
不分部族、不分肤色、不分旧信、不分出身。
只要愿意入大明户籍、遵大明律法、守大明秩序，就有田可领、有地可耕、有产可守。
一张张盖着南洋布政司大印的田契，郑重交到一双双粗糙发黑、常年劳作的手中。契纸之上，写得明明白白：此田永为己业，子孙可继，可典可卖，任何人——无论土官、无论教派、无论豪强——不得无端侵占、不得巧取豪夺、不得重税盘剥。违者以谋逆论，抄家没产，严惩不贷。
握着田契的百姓，许多人当场就哭了。
他们活了半辈子、一辈子，只见过田是别人的、粮是别人的、命也是别人的，从未想过，有一天脚下这片能长出粮食、能养活全家的土地，会真正属于自己。
为了让百姓稳得住、种得好，朱高炽再下严令：新分之田，三年免征田赋，三年不征一粮一粟。
三年之内，地里长出什么，就收什么；收成多少，就留多少。朝廷分文不取，一粒不夺。
不仅如此，官府还在各乡、各寨、各港口设立劝农所，开官仓、放粮种，把一袋袋稻种、蔗种发到田头；把崭新的铁犁、锄头、镰刀，免费借给缺衣少食的贫民；从中原调来耕牛，集中喂养，统一租借，手把手教百姓耕耙、播种、施肥、护苗。
南洋的土地本就极宜耕作，再加上官府倾力扶持、百姓拼尽全力耕种，不过短短一年，田野间便已是翻天覆地的气象。
平原之上，稻田连片成海，清风一吹，稻浪翻滚，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弯下腰，空气里都是即将丰收的甜香。
沿海一带，蔗田一望无际，翠绿的蔗秆挺拔粗壮、齐肩高，叶片在风里沙沙作响，像一片绿色的汪洋，一直铺到天边，与蓝天白云连在一起。
田埂之间，菜畦整齐，豆藤攀爬，鸡鸭成群，炊烟袅袅。
从前那种荒烟蔓草、饿殍遍野的惨状，早已荡然无存。
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
男人扶犁耕地、挑水浇田；
女人插秧除草、收割打理；
老人孩子在田边拾穗、看顾、送饭。
人人脸上都带着汗，却也都带着久违的、踏实的笑容。
那是有田、有粮、有奔头，才有的笑容。
在马六甲城郊一处新村，曾经人人嫌弃、连饱饭都吃不上的贫民林狗剩，如今成了远近皆知的安稳人家。
从前的他，父母早亡，无亲无故，被教派骗去做苦役，累死累活，连一口稀粥都混不上，只能在街头流浪、捡食剩饭，面黄肌瘦、衣衫破烂，风里雨里缩在破庙里，好几次差点饿死冻死。
新政一到，他以单身户籍，领到三亩良田。
田就在蔗田边上，土质松软，灌溉便利。
官府给稻种、给蔗苗、给锄头、给耕牛使用权，还派了懂农艺的官吏亲自下田指点。
林狗剩这辈子第一次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拼了命地耕作，起早贪黑，精心照料田地。
第一年，稻子丰收，粮仓堆满，再也不用挨饿。
第二年，他把两亩地改种甘蔗，甘蔗长势极好，秆粗汁甜，一上市便被制糖工坊抢着收购。
农闲时节，他又进了马六甲官督商办的制糖工坊做工，手脚勤快、踏实肯干，每月领到实打实的大明银元。
有田、有工、有粮、有钱。
不过一年多，林狗剩不仅吃饱穿暖，还自己烧砖、伐木，请乡邻帮忙，盖起了一间崭新的青瓦屋。屋前有小院，屋后有菜畦，粮仓满、钱袋足，冬天有棉衣，夏天有单衫，逢年过节还能割肉打酒，日子过得安稳又红火。
有人问他，还信那些教派说的“来世享福”吗？
林狗剩只是憨厚一笑，抹了把额头的汗：
“来世虚得很，眼前这田、这屋、这饱饭，才是真的。官府给我活路，我凭啥去信那些骗人的东西？”
像林狗剩这样的人家，在南洋遍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