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用之维：从“心性本体”到“实践功用”的贯通
“体用不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维，这一维度下，“内圣”为“体”，“外王”为“用”，而“王道”则是“用”在政治领域的典型呈现。
“内圣”的“体”，是个体心性中“仁、义、礼、智、信”的本然存在——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道德的本体论基础。它并非后天强加的规范，而是人性中自足的“善端”，需通过“自省”“克己”等功夫唤醒（即“心性澄明”）。这种“体”的觉醒，构成了一切外在实践的合法性来源：无内圣之“体”，外王之行便失去了价值根基，可能沦为功利性的“霸术”；无外王与王道之“用”，内圣之“体”则成空寂的精神自娱，违背儒家“道不远人”的实践品格。
王道作为“外王”的核心用例，正是“体用相生”的直接体现：统治者以“内圣”涵养的仁德为“体”，通过“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等实践为“用”，使“体”的价值在“用”中显现。正如孔子“为政以德”的喻象——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体”的端正自然引致“用”的有序。
二、内外之维：从“修身闭环”到“天下开放”的扩展
“内圣外王”的本质是“内”与“外”的辩证互动，这一维度展现了个体精神成长与社会治理的动态关系。
“内圣”的“内”，是个体向内收敛的修身过程：从“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检视，到“致良知”的本心觉醒，形成一个“克己复礼”的闭环——通过克制私欲、体认天道，实现人格的自足与完善。但这一闭环并非封闭的，而是具有天然的“外推性”：儒家认为，“仁”的本质是“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个体对“仁”的体认，必然要求突破“独善其身”的局限，走向“兼济天下”的开放实践。
“外王”与“王道”的“外”，正是这种外推性的结果：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扩展链条。王道的“以德行仁”，本质是将个体的“仁心”外化为政治制度与治理实践——统治者的“内圣”修养（如“修身正己”）外化为“民生为基”的政策，个体的“羞恶之心”外化为“任贤使能”的公正原则。这种“内”向“外”的转化，不是简单的线性投射，而是“外”的实践反过来深化“内”的认知：在“安人”的过程中，个体能更深刻地理解“仁”的内涵，正如王阳明所言“在事上磨练”方能“致良知”。
三、公私之维：从“个体德性”到“公共伦理”的融合
儒家思想中“私”与“公”并非对立，而是通过“内圣外王”与“王道”实现贯通，这一维度揭示了个体价值与公共责任的统一性。
“内圣”的修养，初看是“私”的领域——个体对自我品德的雕琢，如“君子慎独”的自我约束，似乎与公共事务无关。但儒家的“私”始终蕴含“公”的种子：“仁”的核心是对他人的关怀，“义”的本质是对公共正义的坚守，个体德性的养成，本身就是为承担公共责任做准备。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这一个体之“私”，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公”的起点。
“王道”则是“公”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以“天下”为关怀对象，追求“百姓安乐”“天下安定”的公共福祉，而非统治者的一己之私。这种“公”并非脱离个体的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内圣”个体的德性共同支撑——统治者的“公心”源于其“内圣”修养，官吏的“公正”源于其对“义”的践行，百姓的“公序”源于对“礼”的认同。从“私德”到“公德”，从“修己”到“安人”，公私之维的融合，正是儒家“大同”理想的伦理基础。
四、古今之维：从“传统治理”到“现代转化”的张力与延续
剥离具体历史形态，“内圣外王”与“王道”的核心精神在现代社会仍具生命力，这一维度展现了传统思想的时代适应性。
传统语境中，“内圣外王”的实践者多为士人或君主，“王道”的载体是封建王朝的治理体系，其具体措施（如“制民之产”）带有农业社会的烙印。但进入现代社会，其内核仍能转化：“内圣”可理解为个体的道德自觉与精神成长（如诚信、责任、同理心），“外王”可延伸为职业担当与社会贡献（如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学者的知识传播）；“王道”的“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则与现代治理中的“民生优先”“法治与德治结合”形成呼应——前者强调“保民安民”，后者追求“人民幸福”；前者主张“导民向善”，后者重视“社会道德建设”。
这种转化并非简单比附，而是基于核心价值的延续：传统思想对“完整人格”（内圣外王）与“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