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知道钟市长为什么突然满面怒容，说话口气变得如此严厉。
秦逸飞看了一眼茅正雄和赵一帆。
赵一帆神态尚属正常，只是脸色有些发红。
老茅却是低下了头。
老茅担任国棉厂厂长，曾经辉煌过也曾落魄过。总的看来，大致属于高开低走。
老茅刚刚担任国棉厂厂长时，确实赚了不少钱。
他虽然没有像吕贵才那样肆无忌惮那样侵吞集体资产，但是手脚也不是那么干净，绝对算不上两袖清风。
他现在居住的三层小楼、看的彩电，使用的冰箱、空调、洗衣机，都是别人送的。
当然，别人不会白白送给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牺牲国棉厂利益换来的。
最重要的是茅正雄缺乏远见。国棉厂赚到钱以后，他既没有更新设备改良技术，也没有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而是大肆修建楼堂馆所。
老茅斥巨资修建了一栋高达九层的办公楼。
这栋办公楼不仅比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办公楼要高，而且内外装修也非常奢华。据说仅仅大楼玻璃幕墙一项就耗费2000万巨资。
当时的莆贤市委书记黄濬嗜好跳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有不少人挖空心思邀请黄濬书记去歌舞厅跳舞。
可是黄濬觉得一个市委书记总是出入商业歌舞厅影响不好。不知道他用了多大的毅力，才推脱了大部分的邀请。
只是黄濬的嗜好得不到满足，他还是有些意兴阑珊。
茅正雄为了投市委书记黄濬所好，他就花费五千多万，以修建“职工俱乐部”的名义修建了一栋“小白楼”。
里面不仅有歌厅、舞厅，还有洗浴、桑拿、茶室、酒吧、棋牌、健身、休息室等等设施。可以说，“小白楼”即使和后来闻名遐迩的“红楼”相比，也不遑多让。
修建厂办公大楼的好处是，建筑商免费给茅正雄修了一栋地上三层，总面积达六百多平的小洋楼。
修建“小白楼“的好处是，茅正雄正式和黄濬搭上了关系。
自从“小白楼”启用之后，黄濬几乎每周都要来这里跳两次舞。
国棉厂漂亮女工跳腻了之后，茅正雄又专门特招了十来个漂亮女孩子，专门用来陪黄濬书记跳舞。
茅正雄说，黄濬的公务用车和市委书记的身份不匹配，外出公干拉低了莆贤市的良好形象。他就花费70多万块钱，为黄濬买了一辆顶配的日产塞德里克。
可惜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
1989年之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政策，棉纺行业随之跌入低谷。
服装行业接不到外贸订单，棉布卖不出去，棉纱也跟着销路不畅，价格低迷。许多棉纺厂仓库存满了销不出去棉纱，只能靠吃老本苦苦度日。
茅正雄典型的“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有钱的时候，他花钱大手大脚，花天酒地，把赚的钱花得一干二净。
国棉厂账户上的钱，勉强可以维持厂子正常运转。连起码的备用金都没有。
别人吃老本度日，可怜莆贤国棉厂连老本都没有。
幸亏茅正雄和市委书记黄濬关系不错。在黄濬的干预下，莆贤市政府为国棉厂数次作保，给国棉厂贷了一批又一批的贷款，这才让四千多在职职工和三千退休人员，按时领到了工资。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国棉厂把莆贤几大家银行贷了一个遍。工行贷了一千二百万，建行贷了八百万，农行贷了一千万。
国棉厂只贷不还，哪个银行也不愿意当冤大头。
以至于后来，莆贤市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国棉厂贷款——免提。
本身日子就不好过。再加上副厂长吕贵才抓住了茅正雄收受贿赂的真凭实据，不断要挟茅正雄把厂长职务让他来做。
茅正雄便顺水推舟，辞去了国棉厂厂长。
虽然茅正雄把国棉厂搞得一塌糊涂，但是因为有市委书记黄濬给他撑腰，茅正雄还是被安排到市经委，担任了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职务。
“鸟的，都说打人不打脸。老茅和你钟延睦既没有杀父之仇，又没有夺妻之恨，何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来揭我的老底儿？“
茅正雄虽然低着头，心里却燃烧着熊熊怒火。
“老子就不相信林正义能够在边东省当一辈子书记。
等林正义调走了，黄濬省长坐上书记位子，老子非到黄濬书记那里揍你一本不可！”
老茅自己为自己做了几次心理建设，心里仍然感到愤愤的。
钟延睦却不知道老茅在心里嘀咕啥，他继续说道：
“刚才江泓筠同志提出来，为了共同富裕，不让贫困职工越来越穷，要求无偿分配给她们一些股份。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允许，法不容情。如果哪个同志存有疑虑，可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