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林庄的王修安父亲是举人出身，五十多岁，因长年有疾，只在家中休养，多是生员出身的王修安掌家。
附近村民为避赋税，多投献田地给王修安。
建筑厂厂长王守诚与王修安是堂兄弟，王守诚家的田地便投献在王修安户下。
具体做法是双方在投献之前，商议好每年的地租和永佃田使用年限，然后王守诚低价将土地“卖给”王修安，自己再成为王修安的佃户。
经过投献之后，王守诚其实种的还是自己家原来的那块地，只不过其名义上属于王修安，每年只需要交给王修安一定的地租，不需要再交亩税。
即使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
现在农会的做法是，不改动任何现有规则，不看地，只看户。
向户主征收每季收成的三成，换取农会的水利、施肥、改种、护卫等服务。
农会之所以能在三月中旬开始，到四五月份快速在巩东铺开，也是因为崇祯八年春夏大旱。
抽水设备起到了关键作用。
到夏收时，富户们发现虽然向农会多缴了三成，但田地的旱灾大为缓解，收成反而增加，地越多，就越划算。
不仅如此，还可以参与农会的筑路招标，开办厂坊，这其中的利润可比卖三成粮食大的多。
王守诚的建筑厂就是一个实际案例。
建筑厂的三个大股东为周怀民、王修安、杨君岳。
王守诚以身入股，占小股。
周记采买‘村村通’、保户堂采买‘保民家园’，在这两个大工程刺激下，王守诚的财富和权力直线上升。
财富来自每月的工钱、分红及物料的灰色收入。
权力来自建筑厂招募的工人越来越多，他便有了更多支配人的权力和影响力。
不知不觉中，完成从一个投献自耕农向资本家的转变。
这个过程中，王守诚对自己地位的评估和心理预期，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王守诚收到杨柏奎的催役，心里落差和陈家茂一样，恍然明白了。
自己只有在农会治理下才能享受到目前的生活和地位。
他有些六神无主，赶忙去找王修安商议服役的事。
且不说这些厂长，就拿同样收到催役的曹严福来说，他的心理也是不同的。
曹严福是西林庄一个普通村民，在曹班主戏班里负责司鼓，担当乐师，他同时也是王府的乐户。
农会的四有口号，村民每天都会听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钱赚。
这里面的道理就是做工就有钱赚，想让自己劳动就要付钱。
周怀民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榜样，哪怕他到杂货店购买一包果干，也是要照付十几文。
大到村村通，小到买泥人，只要支配任何一个人的劳动，就要付钱购买。
在农会治下，这是一个基本规则，不会强占任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均按价购买。
这个规则是符合人性的，是文明的，没有人愿意白白劳动，或者被强制劳动。
村民曹严福已适应了这种文明规则，如今面临自己自带干粮，入王府免费鼓吹奏乐干活，心里有落差，比往年更是反感和憎恶，只得找会长葛严年商议。
葛严年皱眉道：“王府征召，这也是旧例，原本该去的，咱们一里又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找周会长把役户聚在一起合计一下。”
杨家庄农会大院。
周怀民、北林庄会长王修安、杨家庄会长杨君岳、西林庄会长葛严年、总务堂黄必昌及其他一众役户聚集在此，院里都快站不下了。
王修安道：“咱县王府役户共有一百三十九户，孝石里有五十八户，役丁比较全，巩西、巩北一带，受杜二劫掠，巩南受李际遇劫掠过，都户丁不全，所以农会今天把你们都聚集到这里，就是商量一下王府服役的事。”
杨君岳道：“我们几人已商议过，诸位去王府服役时，可办理以银折役。”
周怀民道：“诸位，王府之事，农会也没办法介入交涉，这府役本是定例，咱们农会能做的，就是替大家租用了韩记马车，同时派一哨社兵护送，最起码你们路上可挡风遮雨，少受些罪。”
有造纸坊的工匠组长喊道：“我们有建筑厂、工具厂、造纸厂等各厂厂长和组长，一旦去了王府，咱们巩县几百号人就断了生计，每个人背后都有爹娘妻儿，这一冬可怎么过？”
有一人叹气道：“往年怎么过，还怎么过呗。”
白窑工具厂厂长、白窑农会会长陈家茂哼道：“去年我和婆娘去府里服役，我娘和儿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