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和大头过年时回来过两三天，没等年味散尽，就又匆匆赶回省城。问他们在省城混得如何，他们总是含糊其辞，只说“还行”。
小迪今年连家都没回，只托我捎了些钱给他家里人，顺便问了句小枚的近况。
唯一让我高兴的是，黄文菲除夕夜来了我家。那天本来没有班车，多亏我在县城还有几分薄面，托人开车把她接了过来。她陪我们吃了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住了两三天才回学校。
年过完了，春季征兵也开始了。在我爸的安排下，我参加了村里的兵检。
填报名表时，我毫不犹豫勾选了空军和海军——开战斗机多威风，当海军还能看大海。
体检在县城那家熟悉的医院进行，流程繁琐得很：查五官、抽血验尿、内科检查......
最尴尬的是外科体检。十几个大老爷们光溜溜地站成一排，你瞄我我瞄你，空气里弥漫着说不出的别扭。
我身上有几道刀疤，好在都不深，也没缝过针。医生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最终还是盖了合格章。我长舒一口气，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
接着是政审。派出所的民警翻着我的档案，相机“咔嚓”一闪。
我爸在旁边冷笑：“你小子该庆幸没蹲过号子，否则这关都过不去。”
所有流程走完，就等着入伍通知了。
一个月后，通知终于来了——既不是梦寐以求的空军，也不是向往的海军，而是被分配到了藏区。
我爸抽着卷烟没说话。我倒是想得开：高中都没毕业，顶多算初中文凭，能当上兵就不错了，哪还轮得到挑三拣四？
和村干部们拍完送行合照，我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
临行前，我妈还拉着我的手说：“没事的，就当是去坐两年牢，就出来了。”
我想，这都是什么话啊。
先坐班车到市里，再转动车，最后又换乘军用卡车。颠簸了整整两天，当雪山第一次出现在视野里时，带队的人指着远处说：“到了。”
我眯着眼望去，只见几排低矮的平房嵌在山坳里，像被随手撒下的火柴盒。
原来这就是部队——隐蔽得连地图上都找不到标记的地方。
军用卡车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我揉了揉被颠得发麻的屁股，跟着其他新兵一起跳下车。高原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下意识缩了缩脖子。
“列队！”一个皮肤黝黑的士官厉声喝道。我手忙脚乱地站进队伍，背包带却缠在了腰带上，扯了半天才解开。
“全体都有——朝连队方向，跑步前进！”
士官一声令下，我的军旅生涯就这样仓促地开始了。
高原稀薄的空气像一团棉花塞在肺里，每吸一口气都费劲。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黏糊糊地贴在背上。
队伍刚出发时还算整齐，可不到一公里就彻底散了架——有人因高原反应直接瘫倒在地，有人扶着膝盖干呕，喘得像条搁浅的鱼，脚步越来越沉。
我死死盯着前面士官的背影。那家伙跑得轻松自如，仿佛高原缺氧跟他毫无关系。队伍里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尖子生还能勉强跟上。
当然，我则是体力不支的那一类人。
“妈的......”我在心里暗骂，喉咙里泛着血腥味。
此刻倒羡慕起那些高原反应晕倒的战友——至少他们能被担架抬走。而我只能拖着灌铅似的双腿，一步一步往前挪。
最后两百米，我几乎是爬着完成的。手掌蹭过粗粝的砂石地，衣服沾满尘土。当终于踉跄着跨进部队大门时，士官正板着脸清点人数。
他的目光扫过我们这几个狼狈不堪的新兵，摇了摇头：“这届兵员的素质......”后半句话化作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
远处雪山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道道歪斜的省略号。
宿舍比我想象的简陋得多。十二张铁架床分列两侧，中间是两张长桌。我的铺位靠窗，床单必须铺得没有一丝褶皱，被子要叠成“豆腐块”。
每张床上都摆着两套迷彩服——一套夏季的薄款，一套冬季的加厚款。这是按我们报名时填的身高体重发放的。
我们二十三个新兵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进门，就看见一个笔挺的身影正坐在靠窗的床铺上。
那人穿着熨烫得一丝不苟的军装，腰杆挺得像标枪，锐利的目光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扫过。
“我是你们的班长，姓杨。”等最后一个人喘着粗气挤进来，他抬手看了眼腕表，“三分钟，找到自己床位换好衣服。不合身的现在就向我报备。”
我暗自窃喜——居然是本家！正琢磨着要不要套个近乎，班长突然一个眼刀飞过来，我立刻把到嘴边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咽了回去。
刚手忙脚乱换完装，班长已经拎着被子站在宿舍中央：“现在教内务。看好了，我只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