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有良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所以并不能通过信息痕迹来判断他生前跟什么人有过接触和联系。在等待南方警方寻找葛慧的期间,周奕也没闲着。他先是去了于有良工作的向海小学,走访了校领导和一些同事。他们对于有良的评价,几乎和民警阿朗说的毫无二致。于有良确实做了很多好人好事,资助过十余名他教的贫困学生。虽然交书本费和学杂费不算很多钱,但要知道乡镇小学的老师工资也很低,对他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除此之外,工作方面他也是兢兢业业,深受同事和领导的尊敬。还得过个人先进工作者的殊荣。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前当他提出要照顾老父亲,想办理停薪留职的时候,领导破例给批了的原因。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学校还派了人来参加葬礼并慰问,告诉他想回学校上班了,随时都能回来。所以当周奕找到学校领导,告知于有良杀人并自杀之后。校领导的第一反应是反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警察同志你们肯定在跟我开玩笑!但在再三确认警察没有开玩笑之后,校领导是震惊和惋惜,说出来的话和民警阿朗如出一辙: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隐情,于老师肯定是被逼的。不论是平时的为人,还是在周围人里的口碑,于有良都是个老好人。周奕甚至专门去到农村,找到了一位曾受过于有良资助的贫困学生的家。这位学生虽然不在家,但他残疾的父亲在家。在得知他们的来意后,残疾父亲老泪纵横地感谢于有良,说于老师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人。他证实了,当初他儿子上了两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交不起学费准备不读了。结果,身为班主任的于有良居然骑着自行车直接跑到了他家,苦口婆心地劝他们送孩子回去上学。在得知是因为学费问题而辍学后,于有良说只要他们愿意送孩子回去上学,孩子后面四年小学的学费全部由他出。后面,于有良果然没食言。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名学生在念到初二的时候,辍学了。原因也特别简单,觉得读这么多书也没用,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这也是大多数农村人思想的真实写照,人就是劳动力,读书没用,打工挣钱才有用。这样的思维逻辑,在农村,贯穿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所以于有良的付出,实际上只是杯水车薪。不过这并不影响周奕确认他是个怎样的人。反观对于陈彦军的调查,除了前面他女儿陈薇薇提供的那些信息外,警方还有一些新的发现。陈彦军的身上,是有一部手机的。然后警方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还发现了另一部手机。以他这个条件,自然买得起两部手机。但周奕联系了陈薇薇,经过询问,发现陈薇薇和她妈都对这第二部手机的存在不知情。周奕专门查过这两部手机的通讯录和通话记录。随身携带的那部手机,通话记录很多,调查下来也都很正常,其中主要是和妻女以及工作单位的通话记录。另外的一些通话号码,也都一一核实后,确认了没有问题。但是第二部手机却相当有意思。这部手机里,一共就存了三个号码。而且这三个号码,有两个只存了一个姓,连个名字都没有。第三个更绝,直接连姓都没有,就是一串号码。头两个标注的分别是“张”和“崔”。其中这个崔,刚好和前面陈薇薇提到的给陈彦军介绍来武光工作的人一个姓。周奕估计应该是一个人。他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过这两个号码,结果全都是无法接通。从手机里的通话记录来看,陈彦军主要是和这个“张”联系的较为频繁,和这个“崔”联系得很少。不过最近一次的通话记录,是这个“崔”打来的,时间是十月三号的下午。通话时间仅仅几分钟。周奕在后续询问陈薇薇的时候,也问了这个“张”的信息,最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男朋友,因为她男朋友就姓张,叫张旭。但是核对号码之后,就发现不是。而且就像她当时说过的,她爹陈彦军看不上她谈的这个男朋友,更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所以也不存在她男朋友瞒着她和未来老丈人私下频繁联系的可能。至于那个“崔”,祁清玉从自己母亲口中,得到了一些更少的信息。武光军的老婆只知道,给武光军介绍工作的人,是某个药企的老板,那个崔总之后就和我们老陈认识,关系还是错,但具体的,你也是含糊,因为武光军工作下的事情你也是过问。那条信息,倒是直接对下号了。再串联后因前果,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位崔总会替武光军介绍工作了。当一个药企老总和一位医生走得一般近时,这结果是啥,就还没是言而喻了。这就根本是可能是什么君子之交,外面必然牵扯着渎职和金钱交易。那么看来,之后省城医院的这起医疗事故,武光军还真的未必不是背锅侠了。肯定姓崔的是药企老板,这那个姓张的,周奕估计应该是医药代表,专门负责销售和维护客户资源。毕竟那活儿是能老板亲自干,如果平时得没人维护关系。因为从通话记录来看,“张”的电话,小部分是打退来的。而“崔”的电话,则是一半一半。从那个细节就能看出地位下的差距。那就坏比女男交往,一方微信满屏长篇小论,另一方就回一个“哦”字。谁是舔狗谁知道。但另里一个细节,周奕也觉得不能证实自己的推测。不是那第七个手机的存在。毕竟心中有愧,异常沟通的话,何必要躲躲藏藏用另一个手机号呢?那个起头,在第八个号码下面,得到了证实。第八个号码,和后面两个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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