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终于转过头，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我老婆死的那天，他轻声说，我排了八个小时队买面包，只为了给她临终前吃一口热的。结果医院说，死亡证明没盖章，尸体不能领走。我抱着她的尸体在走廊等了三天，就为了一个章。
谢尔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不是因为长椅的吞噬，而是某种更古老的东西——愧疚。他想起自己举报朋友后，如何用朋友的公寓换了更大的房子，如何用朋友的配给证给儿子买了第一双皮鞋。而现在，他连一瓶像样的伏特加都买不起。
我的自传，他喘着气，结尾是假的。我根本不怀念什么麦浪。我怀念的是权力——那种能让别人排队而自己走VIP通道的权力。
伊万点点头，像在说我早就知道。他的左腿已经完全融入长椅，只剩一条裤管在风中飘荡。我的自传，他慢慢说，写的是排队的一生。从出生证到死亡证明，我排了一辈子队。现在，我连死都要排队。
谢尔盖突然明白了什么。同志，他急切地说，您知道区社会事务局为什么要求我们写自传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死后手续的第一步！谢尔盖的声音因恐惧而尖利，他们要我们的自传，是为了给地狱里的官僚体系准备档案！您以为死后就能解脱？天真！罗刹国连地狱都要填表格！
伊万笑了，露出几颗黄牙。我早知道了。去年我交自传时，窗口的办事员说：科罗廖夫同志，您的道德积分不够，死后可能要下道德再教育营
科罗廖夫？谢尔盖愣住了，您不叫斯米尔诺夫吗？
伊万——或者说科罗廖夫——的笑容扩大了，露出更多黄牙。斯米尔诺夫是我邻居，上周冻死在楼道里。我偷了他的通知单，因为我的自传被退回了——对集体农庄的描述过于阴暗
谢尔盖感到头晕目眩。长椅已经吞噬到他的胸口，木头像血管一样搏动。他想起自己辉煌的岁月，那些特权、那些贿赂、那些被他踩在脚下的斯米尔诺夫们。而现在，他和一个偷身份的老头一起，被一张公园长椅慢慢吃掉。
同志，他艰难地说，您觉得...我的自传结尾该改什么？
科罗廖夫——他决定继续这么称呼他——思考了一会儿。他的身体只剩下肩膀以上还在长椅外，像一尊即将沉没的雕像。写实话，他最后说，我排队排了一辈子，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今天不办公
谢尔盖想笑，却咳出一口血。血滴在长椅上，立刻被吸收，像水渗进海绵。太消极了，他喘着气，bureaucrat 们会撕了它。
让他们撕，科罗廖夫说，反正我已经死了。
谢尔盖猛地抬头：什么？
我是鬼，科罗廖夫平静地说，1991年苏联解体那天，我死在红色黎明厂门口。就因为排队领最后一份面包时，插队的年轻人推了我一把。我摔在冰上，后脑勺撞到铁轨。没人送我去医院——都在忙着抢面包。
谢尔盖感到一阵寒意，比伏尔加河的风更刺骨。那...为什么现在才...
因为长椅需要两个将死之人，科罗廖夫解释，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它要完成生死交接。您知道吗？您也快死了。
谢尔盖想否认，但胸口的剧痛和逐渐麻木的四肢告诉他这是真的。他想起医生的话：沃罗涅日同志，您的心脏...恐怕撑不过这个冬天。当时他还在想，至少能领到冬季取暖补贴。
我的自传...他虚弱地说。
烧了它，科罗廖夫建议，写新的。真实的。
谢尔盖用最后的力气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自传最后一页写下：
我排队排了一辈子，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同志，您的道德积分不足，请先参加死后思想再教育
写完，他感到一阵奇异的轻松。长椅吞噬他的速度加快了，木头像温热的水一样包裹着他。他看见科罗廖夫的身体完全消失了，只剩一张皱巴巴的通知单飘落在雪地上。
同志！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谢尔盖勉强转头，看见两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向长椅跑来，胸前别着公民精神档案局的徽章，徽章是只衔着公章的乌鸦。
沃罗涅日同志！左边那人喊道，生命总结逾期了！取暖补贴即刻停止！
谢尔盖想笑，却发现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的视线模糊了，只看见办事员们冲到长椅前，愤怒地翻找他的身体。右边那人捡起地上的自传稿纸，念出最后一句，脸色骤变。
道德积分他吼道，替换为精神纯洁度
但谢尔盖已经听不见了。他沉入长椅的深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排队，没有表格，没有 bureaucrat。只有黑暗，温暖而宁静，像母亲的子宫。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望不到头的队伍里。头顶是铅灰色的天，脚下是结冰的柏油路，两旁是赫鲁晓夫楼斑驳的灰墙。队伍静得可怕，人们垂着头，像一串串冻僵的鲱鱼干。
欢迎来到死后排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