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那个冬日，严寒比往年来得更早。伊凡裹着祖传的熊皮大衣（那是他祖父在卫国战争时从敌军军官尸体上扒下的），踩着吱呀作响的积雪走向档案馆。办公室里，老档案员谢苗·伊万诺维奇正用颤抖的手往生铁炉子里添煤块，炉火映照着他缺了门牙的嘴。“伊万·彼得罗维奇，”老人嘶哑地低语，声音像被西伯利亚狼啃过，“今天送来的破产企业档案里，有股子邪气……像魔鬼的尾巴扫过纸堆。”他递来一叠文件，上面盖着“新西伯利亚狼性集体农庄”的火漆印章——那印章图案是头咆哮的狼，爪下踩着断裂的镰刀锤子。伊凡漫不经心地翻开，却在看到首页时，手中的茶杯“哐当”坠地。瓷片四溅中，滚烫的茶水浸透了他缝补过七次的羊毛袜，可他浑然不觉。照片上的人，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科瓦廖夫。
表彰决定赫然印着“社会主义竞赛模范员工”的金字标题，日期是1986年12月25日——东正教圣诞夜，人们本该庆祝新年的日子。照片上的阿纳托利穿着一套明显大了一号的黑色“巴尔蒂卡”西装（新西伯利亚国营服装厂的劣质货），领带系得如同绞索，勒得他下颌青筋暴起。那张脸……伊凡的胃猛地抽搐起来。童年时那个红扑扑的“小列宁”，如今被西伯利亚的寒风蚀刻成一张蜡黄的面具。那双曾因“揭发阶级敌人”而闪闪发光的小眼睛，如今深陷在浮肿的眼窝里，却依然闪烁着令人脊背发凉的警觉，像雪地里潜伏的狼。最可怕的是那个微笑：嘴角精确上扬至15度，露出恰好八颗牙齿——不多不少，正是少先队员向列宁像敬礼时的标准表情。伊凡突然想起1986年小学操场上，阿纳托利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中做广播体操时，也是这般笑容。茶水在地板上蔓延成一片深色地图，伊凡却觉得自己的血液正在冻结。窗外，新西伯利亚的雪无声落下，将世界涂成一片虚无的白。
记忆如鄂毕河开春的冰凌般刺入脑海。那是198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夜。新西伯利亚第42学校的三年级教室里，阳光透过结霜的玻璃窗，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墙上，列宁的肖像用红丝带装饰着，下方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老照片；角落里摆着“列宁角”，陈列着少先队员手工制作的纸花和“向英雄学习”的决心书。尼娜·谢尔盖耶夫娜老师拍掉粉笔灰，她胸前的“光荣教师”勋章在阳光下反光。教室里弥漫着黑面包和冻鼻涕的味道——苏联孩子的日常。伊凡的书包已斜挎在肩，右脚悄悄抵住过道，准备在下课铃响的瞬间冲向雪地。前排的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辫子上系着褪色的红丝带（那是她祖母从卫国战争纪念品中翻出的），半起身时辫梢扫过课桌，像一面微弱的革命旗帜。窗外，白桦林在风中摇曳，枝头积雪簌簌落下，仿佛整个西伯利亚都在屏息等待自由的降临。
“老师！您忘记布置周末作业了！”
这声音像一把冰镐，狠狠凿碎了教室里即将沸腾的欢乐。伊凡不用回头，便知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他的同桌，那个永远把红领巾系成直角、每天清晨第一个到校擦黑板的“小布尔什维克”。此刻，阿纳托利的小手笔直举起，像西伯利亚冻土中倔强的白桦枝。他脸上泛着一种病态的潮红，眼睛亮得惊人，仿佛体内有盏小灯在燃烧。尼娜老师的表情从惊讶转为赞许：“哦，阿纳托利，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她转身写作业时，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刺耳的尖叫。教室里响起压抑的哀叹，像一群被围猎的野兔。娜杰日达瘫坐回椅子，红丝带垂落如断旗。而阿纳托利——这个社会主义的告密幼苗——正用目光扫视全班，嘴角噙着满足的弧度，仿佛已看到那些“思想落后分子”在历史车轮下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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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同学需要向阿纳托利学习！”尼娜老师的声音陡然严厉，手指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