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十月”厂因“经营困难”（实则是科罗廖夫挪用资金倒卖进口家电）宣布削减福利时，德米特里再次成为风暴眼。他不仅第一个撕毁了加班费申请单，还连夜召集全班组，在冰冷的车间角落开了个“觉悟提升会”。昏黄的灯泡下，他站在一张油腻的工作台上，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同志们！厂子就是我们的家！家有难，儿郎当！放弃一点加班费，算什么？降一点薪，又算什么？只要‘红十月’的烟囱还在冒烟，只要社会主义的齿轮还在转动，我们流的每一滴汗，都比伏尔加河的水更金贵！” 他带头在“自愿降薪承诺书”上签下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那墨迹未干的签名，像一道血淋淋的契约。科罗廖夫厂长事后在广播里反复播放德米特里的讲话录音，声音甜得发腻：“看啊！多么崇高的觉悟！德米特里同志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劳动者，心中只有集体！” 工人们听着广播，默默咽下嘴里寡淡的菜汤，胃里却像塞满了冰碴子。那“高觉悟”的基石，分明是踩在他们被剥夺的权益和无声的血泪上堆砌起来的。
“卷毛德米特里”的神话在伏尔加格勒的工人社区迅速发酵。厂宣传栏贴满了他的巨幅照片——眼神坚毅，卷发在想象中的阳光下闪耀，背景是轰鸣的机床。标语换成了：“向德米特里·西多罗夫同志学习！苦点累点没关系，‘红十月’辉煌就够了！”工人们私下里却流传着另一句带血的顺口溜：“机械比人金贵，坏了四五人抢修；人坏了？换一批，伏尔加河有的是泥！” 这顺口溜精准地戳穿了“红十月”的生存法则。厂里那间恒温恒湿的“精密仪器养护室”，空调日夜轰鸣，冷气充足得能冻住人的骨头。工人们路过时，总忍不住贪婪地吸一口从门缝里漏出的冷气，却听老师傅啐一口：“省省吧！这冷气是给那些金贵的进口校准仪吹的！咱们能沾点边，纯属托了机器的福！你见过哪台扛造的伏尔加拖拉机需要空调伺候？” 在“红十月”，人不过是会喘气的螺丝钉，拧紧了就用，锈死了就换。德米特里深谙此道，并将这种物化奉为圭臬。他常对新工人说：“记住，在‘红十月’，你的价值，就是你今天拧紧了多少颗螺丝！多拧一颗，社会主义就多一分辉煌！”
德米特里的“辉煌”在1983年隆冬达到了顶点。厂里为他申报了“全苏劳动模范”称号，科罗廖夫厂长亲自为他佩戴大红花，伏尔加格勒市委的贺电雪片般飞来。就在表彰大会的前夜，德米特里像往常一样，在车间值他的“模范夜班”。凌晨三点，刺耳的警报声撕裂了寂静——不是火警，而是车间主轴断裂的金属悲鸣。当值班工人们冲进车间，只见德米特里仰面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体扭曲成一个不自然的弧度，灰蓝色的眼睛圆睁着，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垂下的、沾满油污的灯管。他右手还死死攥着一把扳手，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泛白。厂医匆匆赶来，只摇了摇头：“心源性猝死。过度劳累。”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第二天清晨，德米特里的遗体被裹在褪色的红旗里，匆匆运往伏尔加格勒郊外的公共墓地。科罗廖夫厂长在简短的告别仪式上，声音哽咽却充满力量：“德米特里·西多罗夫同志，用生命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厂’的誓言！他的英魂，将永驻‘红十月’的车间！他是我们永不熄灭的明灯！” 工人们排着队，在寒风中麻木地走过那具简陋的棺木，没人掉泪。只有谢尔盖·伊万诺夫，想起父亲下葬时自己空着的座位，胃里一阵翻滚，差点呕吐出来。
德米特里死了，但“红十月”厂的“辉煌”并未熄灭。恰恰相反，一种更冰冷、更粘稠的压迫感，如同伏尔加河底的淤泥，开始无声地弥漫。起初是细微的异样。老工人瓦西里在值夜班时，总感觉车间深处有轻微的脚步声，不像是人的，更像是金属支架在冷缩时发出的“咔哒”轻响。他循声望去，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阴影。新来的学徒阿列克谢在深夜独自看守熔铸炉，忽觉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背后袭来，仿佛有人将冰水浇在颈后。他猛地回头，空荡荡的车间里，只有炉火映照下自己颤抖的影子，可那影子边缘，竟诡异地多出一个模糊的、卷发的轮廓，一闪即逝。工人们交换着眼神，谁也不愿点破，但“卷毛德米特里回来了”的低语，开始在油污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