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这个词像冰锥一样刺中了因德拉。她猛地想起母亲之前无意中说过的话：他们家所在的这片建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工人新村，在很久以前，是一片乱葬岗。后来城市扩张，推平了坟墓，盖起了这些五层楼的匣子式住宅。据说，有些坟墓并未迁走得太彻底……
“……所以你看，孩子们感情这么好，我们做家长的，也该把事情定一定了……”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的声音还在持续，她那热切的小眼睛转向因德拉，笑容更深了，深得几乎要裂开到耳根，露出里面过于整齐却隐隐发黑的牙齿。
极度的恐惧攫住了因德拉。她想要尖叫，却发不出声音。她想要逃跑，双腿却像灌了铅。她看到阿列克谢站在他母亲身后，表情复杂，那双湛蓝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求、歉意，还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改变的绝望。
就在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试图去拉因德拉父亲的手时，因德拉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挣扎……
她醒了过来。
浑身被冷汗浸透，心脏疯狂地擂着胸腔，仿佛要破体而出。窗外是下塔吉尔灰蒙蒙的晨曦，房间里寒冷而死寂。但梦中那女人热切贪婪的眼神、冰冷的手、还有“就在附近”的话语，如同烙印般刻在她的感知里。
这次之后，阿列克谢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梦中。
但代价是，因德拉彻底垮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大病击倒了她。高烧不退，胡话连连，医生也查不出具体病因，只是摇头。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日夜守候在床边，以泪洗面，不断在胸前画着十字，向所有她知道的神明祈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慌了神，脸上惯常的严肃被一种无助的恐慌取代。整个家被一种绝望的阴云笼罩。
就在一切似乎都要向着无可挽回的深渊滑落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因德拉的一位同样病恹恹的、热爱神秘主义的闺蜜，在来看望她时，提到了一个名字：“你们听说过‘韦旭’大师吗？”
闺蜜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尽管房间里只有她们和昏睡的因德拉。“他是个高人！在网上一个叫‘于道长’主持的直播间里偶尔出现。听说原来是云南那边什么大佛寺的住持，法力无边！他有时候会在直播间里送出手串和法器，灵验得不得了！”
绝望中的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她让闺蜜帮忙，几乎是日夜不休地蹲守在那个信号时好时坏、充满静电杂音的直播频道里。或许是某种不幸中的万幸，或许是命运的讽刺性玩笑，几周后，她居然真的“抢”到了一件韦旭大师寄出的“礼物”。
包裹是从一个名为“新西伯利亚佛教文化流通中心”的地址寄出的，邮费到付，花掉了玛利亚小半个月的退休金。里面是一个简陋的纸盒，放着一串深色木料、摸起来有些粗糙的手串，以及一个用红色绒布小袋装着的、沉甸甸的暗红色牌子。牌子上用金漆画着难以辨认的、非西里尔字母的符文，散发出一股浓烈刺鼻的、混合着矿物和某种辛辣草药的气味。附带的打印纸条上，用蹩脚的俄语写着：“开光朱砂护身牌。辟邪。安神。置于枕下即可。”
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怀着巨大的虔诚和一丝疑虑，将那只冰凉沉重的朱砂牌，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因德拉的枕头底下。
奇迹，或者说，某种超越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当晚，因德拉的高烧退了。她沉沉睡去，没有梦魇，没有阿列克谢，没有热情过度的“婆婆”。那是两年来她第一个平静、空白、真正得到休息的睡眠。
第二天，她虽然依旧虚弱，但神志清醒了。一周后，她能下床走动了。失眠和梦魇如同被那只丑陋的朱砂牌吓跑的野狗，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身体的力气一点点回来。
阿列克谢，以及那个连续剧般逼真的梦境世界，彻底从她的夜晚里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
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康复了。她重新开始工作，回到下塔吉尔那灰暗但坚实的地面生活。她有时还会和闺蜜去那个中心公园散步，会刻意避开那张锈蚀的长椅。她不再看那些时髦杂志，对任何超自然的话题避之不及。
每当夜晚降临，她躺在枕头上，都能隐约感觉到枕头底下那块朱砂牌坚硬而冰冷的轮廓。那感觉并不舒适，甚至有些硌人，但它带来一种奇异的、令人安心的沉重感。像一个沉默而可靠的卫士，阻挡着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甜蜜而致命的侵扰。
她后来才知道，那种浓烈刺鼻的气味，主要来自朱砂——硫化汞。一种古老的矿物，既是颜料，也是药材，在某些文化里，传说能震慑邪祟。
她也常常会想起那个梦中的阿列克谢，想起他最后那绝望而歉意的眼神。他是什么？是迷失的灵魂？是来自坟墓的诱惑？还是她自身潜意识在冰冷现实压迫下产生的、过于生动的妄想？那个“母亲”又是何等存在？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找一个儿媳？
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