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就不仅仅是余切的受欢迎了，几乎所有都受欢迎。屈铁宁前两年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阿城写的《棋王》通通极受欢迎。读报员讲得口水都干了，也不好停下来，因为底下正有一群人眼巴巴盯着他讲下去。
记者去采访“读报员”：“辛不辛苦？”
读报员道：“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我现在讲这些，比讲大政方针讲得还要多一些。而且我说个实在话，许多群众不关心国际大事怎么样了，到我这里来专程是听来的。”
记者又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反映的？”
一位中学教师道：“我们这里都被翻烂了，说烂了，我希望政府能多发一些，甚至请一些人来专门讲。”
《光明报》的考察团把事情写成一份报告：《精神食粮供给迫在眉睫》，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社会的重视。
上面作出批示：要关心群众的精神食粮，物质和精神需两头走。
余切所在的文坛立刻在年末开大会，《文艺报》、《京城文艺》等理论杂志纷纷发文。各家都站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余切因本年度成绩最为斐然，被选定来给大家做报告。
会议就在燕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余切稍微做了几天准备。
这个“精神食粮”的提倡，原时空也发生过，但是没有这么早。本来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针对电影制片厂粗制滥造的cult片，其影响也局限在电影圈，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前吹到了文坛。
怎么会提前呢？
难道是哪个大佬看了，看了新闻之后有感而发，所以才有了这个提倡？
不知道贾平凸还敢不敢写《废都》……
几天后，余切在报告中讲道：“我们当前在物质条件上确实匮乏，《光明报》的发文，上面的号召，我们都很清楚，然而资源只有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要给人人都发一本文学期刊呢？”
他大声道：“这不现实。不仅如此，我们就连给每个大学生都发一本文学期刊，也不现实。我读的大学是燕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大学，我们学校里面，尚且有很多人买不起一份，而我们又看得十分快，一本不够，十本百本也不能足够。”
忽然，余切想到，明年就要成立教材编委会，一批当代被选进了新教材中。余切想来想去，就把目标瞄向了教科书：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成功；大人的世界我们一时很难有作为，比较现实的方案是主抓孩子的精神食粮，而重中之重是把语文教科书编好……”
“简而言之，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扫盲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公共消费品，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语文教材里面的课文，不仅仅学生要看，教师也要看，学生的父母也要看……贫困山区的学生要自己找来看，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的教科书中，本来就有几篇当代美文。”
“几十年后，可能农村里面的孩子走到了城市，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教材，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教材里面有‘天安门’，有‘少年宫’，有‘纽约的时代大厦’……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奇怪的摩斯电码，还有天上的飞行器？俄国的契科夫、法国的福楼拜究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感到疑惑——这些东西距离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还不如讲讲怎么割猪草，怎么割麦子，他们用了几十年才从教材中的‘少年宫’走到真实的少年宫，才在大城市的摩斯电码工具书里面知道，原来余则成还有一条情报发给他们，只是遗落了几十年……他们感到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没什么用。”
余切笑道：“但我们就是要提前几十年把这些编在教材里面，因为他们正是看了，对世界产生了好奇，才真正的从山村里面，走入到有少年宫的大城市里。这些东西，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但我们作为作家，是应当明白的。”
余切的话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激烈的掌声。《光明报》派了记者来首都参会，见到这个场景，激动得发一篇文章《多一些故事，少一些理论》。
流沙河就坐在底下。他一边点头，一边把这一幕记下，准备介绍到宝岛去。
如今，余切在华人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能抵达的土地，也许就是这一片芭蕉叶。
流沙河觉得纳闷：余切显然是很有远见的人，为啥不愿去这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呢？
流沙河直接找到余切问：“你写，已经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影响；上面说要重视精神食粮，你也立刻想到了从教科书着手，那你为什么不愿去国际写作交流计划？”
流沙河说起了余切曾经在蓉城时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
“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的辉煌都早已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