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

    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

    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大姐乃是策划“沪市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

    当初调查到宋大姐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鲸总司令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

    哪知现在情势反转，总司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G党元老，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总司令是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沪市市长、湖省主席，1935年12月出任南鲸政府外交部长。

    他跟总司令私交甚笃，且参与总司令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此对蒋的为人和各方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张群面对吴鼎昌哭丧着脸的求助，从容镇定，微笑着交代数语，吴鼎昌顿时眉开眼笑，称谢而去。

    张群提供的解围之计是搬请一个救兵——叶琢堂。叶琢堂系总司令的奉化同乡，早年在沪市当过“瑞和洋行”买办和沪市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

    仅从其事业来说，这算不上辉煌，史上不可能留下关于他的多少记载。

    但叶琢堂跟总司令的渊源之深却是无人可比，因为蒋氏早年在沪市混得几近走投无路时，是他向蒋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关系使蒋得以在证券交易所跑进跑出。总司令做证券投机生意失败后，经济拮据，经常入不敷出，每每都是叶琢堂出手慷慨相助。

    叶表现得恰到好处，丝毫不给自尊心极强的总司令任何难堪。据知情人回忆，总司令对叶琢堂执师礼，平时有空到叶家问候时，叶如在接待客人或跟人家打牌，蒋就站在一旁给他们端茶递烟。

    后来，总司令要去广东投奔国父，叶琢堂赠其三百银洋作盘缠。总司令发迹后，对叶琢堂十分感恩，屡屡要委叶出任高级官职，叶琢堂却只接受了中国银行改组时的“官股董事”。

    过了几年，经总司令再三恳求，方才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据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回忆，无论总司令为什么事发怒，只要叶琢堂一开口，蒋必定会给面子。现在，张群让吴鼎昌去找叶琢堂向总司令讲情，应是最合适之举。

    叶琢堂跟吴鼎昌原本相识，平时还偶有交往，此刻吴鼎昌前往求助，叶一口答应，当即带上女婿李叔明赶到庐山牯岭。

    这时，沪市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听说这场风波已经闹到总司令跟前，生怕自己脱不了干系，也主动赶到庐山，准备听候蒋的发落。

    总司令闻知叶琢堂上山，立刻设宴迎接。席间，叶琢堂对吴鼎昌所托之事轻描淡写说了几分钟，总司令连连点头，当场让人通知下去：吴鼎昌不必到庐山听训了;等候传见的穆藕初也可即行回沪。

    宋大姐听说此事后，大失所望，但她知道叶琢堂在总司令心中的分量，就不敢再纠缠了。

    至此，“沪市棉纱案”总算画上了句号。

    宋大姐、杜月笙跟政学系算是斗了个平手，只是苦了那些“跟批头”，赔光了家产甚至还送掉了性命。

    但事后，陈光良这个最大的赢家也浮出水面，毕竟北四行突然多了2.5万包棉纱，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