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困守孤城，最终殉国，尤其是殉于异族之手。

    这份“死社稷”的壮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战略失误、调和无力等诟病。

    主流舆论大抵可归结为：才具或有不逮，然忠节无愧千秋。

    翻译成如今的大白话，就是：能力有问题，但思想没问题。

    由此，又引申出一个更尖锐的假设性议题：若史可法当时投降，可换取清军应允不屠扬州，他该不该降？

    如果他以保全一城生灵为条件而降，又该如何评价他？

    是忍辱负重的智者，还是变节求存的懦夫？

    这个问题，犹如投入静湖的巨石，在各朝士林间激起激烈辩论，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

    此番争论，在宋时尤为热烈。

    原因无他，五代十国那段记忆尚未走远，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争议的标杆——冯道。

    他最早当过唐朝卢龙节度使的幕僚，而后出仕过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

    胡人的宰相，他当过。

    汉人的宰相，他当过。

    卖国贼的宰相，他也当过。

    若按儒家忠君不二的标准，他是十足的“不忠不义的无廉耻者”！

    但按照儒家的仁爱观念，他是值得夸赞的，至少不该把他骂的那么狠。

    在王朝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他周旋其中，劝谏君主、安定百姓、保护文明、启用贤能。

    使中原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战乱之苦，文化典章亦得以存续。

    于是，宋代士大夫们便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批评派高举“忠臣不事二主”的春秋大义，斥冯道为不知廉耻的典型。

    肯定派则援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肯定冯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与价值。

    双方皆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辩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

    长久以来，因皇权强化与理学兴起，“忠君”思想日益占据上风，批评派的声音往往更响亮。

    虽然“忠”与“保民”在多数情境下被刻意塑造为统一。

    但忠和保民，很多时候是冲突的。

    “朕即国家”，但“朕”和“国家”是两回事。

    所以忠分为忠于君王和忠于国家。

    但即便是忠于国家，很多时候和保民也是冲突的。

    因为很多时候，国家不得不苦一苦百姓。

    而忠君，就更和保民冲突了。

    大多数君王要求的忠，都是忠于自己。

    而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观念，我忠于君王，我的臣属自然也该忠于我。

    不能因为我做的不好，就要换一个主人。

    所以，大多时候都是批评派占上风。

    那些更看重保全百姓、延续文化的选择，往往只能在私下被部分有识之士所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