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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避讳发展为系统化制度的关键人物，当推秦始皇。】
【秦代文书常以“端”代“正”，如称正月为“端月”。】
【当然，秦始皇这般规定并非凭空臆想，避讳之俗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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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咸阳。
始皇嬴政看着天幕，面上难得露出一丝错愕：“朕是最大功臣？”
“避讳”早已有之。
晋僖侯名司徒，便改官名“司徒”为“中军”。
宋武公名司空，就改“司空”为“司城”。
但那多是事后追改，且“生者不讳”。
也没有后世那般连同音字、近音字都要避讳的夸张规矩。
名字若是两个字，只要不连用，也无需全避。
甚至臣子与君主同名，也未必需要改名。
怎么到了后世史笔之下，这“系统化”的黑锅，又稳稳扣在了自己头上？
嬴政颇有些无奈，你们后世评说，要么讲透彻，要么就别提。
这般语焉不详，朕平白无故又多一口锅，朕容易吗？
一旁的刘季察言观色，大抵猜到了始皇心思，凑近半步，压低声音劝慰道：“义父不必烦恼，谁让您是千古一统的开创之君呢？”
“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这等制度奠基之名，合该由您担着。”
始皇闻言，深吸一口气，胸中块垒似乎消解些许。
他瞥向刘季，转而问道：“依你之见，当下避讳之事，该当如何？”
刘季答道：“秦律明文，需避国号‘秦’字，避先王之‘楚’字，亦避陛下御名‘政’字。”
“只是民间……约定俗成，难免疏漏。”
始皇微微颔首，心中明了。
律法归律法，民间施行又是另一回事。
他摆摆手，不再深究此事。
这“系统化”的功过，留与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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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史料来看，商朝时期的人们似乎并不讲究避讳，避讳之风自周朝开始兴起。
直至秦汉时期，才真正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制度。
古代避讳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国讳，即避君主的名讳，这是举国上下臣民都必须遵守的规矩。
国讳的松紧尺度，全凭皇帝的个人意愿。
汉、唐、宋三代对国讳的管控相对严格。
而明朝则堪称历代中最为宽松的。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璋”字，在民间几乎可以随意使用。
明代史官编撰《元史》时，更是直接将“璋”字写入了正史。
翊坤宫的“翊”字，也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名讳相冲，同样没有改动。
君主驾崩后，其名讳在太庙中继续避讳，称“庙讳”。
不过若帝王功绩平常，数代之后牌位迁出太庙，相关避讳也随之解除。
明朝在这方面，依旧显得随性。
皇宫的厚载门，明明触犯了明世宗与穆宗的庙讳，也从未更名。
对此，明代文人们由衷赞叹：“得国之正，根底之足，大概如此。”
翻译成大白话：取得政权的方式名正言顺，基业根基扎实稳固，大抵就是这般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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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永乐年间。
北京皇城。
朱棣盯着天幕最后那段关于明朝避讳宽松的赞誉，眉毛挑得老高，满心疑惑：
“朕不是早把它改叫‘北安门’了吗？”
元朝大都皇城的北门旧称“厚载门”，取自《易经》“坤厚载物”。
朱棣迁都北京后，已将其正式定名为“北安门”。
虽民间乃至部分文书仍沿用旧称，但朱棣很确定，在嘉靖和隆庆两个小混蛋在位时，只要脑子正常的大臣，绝不敢在正式文书上不避“厚载”而直书旧名。
况且，大明自有定制：“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
意思是皇帝名字是两个字的话，单用其中一个字不用避，音近字也无需避讳。
“厚载门”本就属民间俗称，除非皇帝自己脑子抽风，非要下旨逼着天下人避这俗名的讳，那才是徒惹文人讥讽。
“这有什么值得夸赞的？”
朱棣百思不得其解。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平常事吗？”
“后世这夸赞……听着怎么有点别扭？”
太子朱高炽在一旁，看着自家老爹那副陷入沉思、近乎天人交战的模样，幽幽地叹了口气，开口道：
“爹，被后人夸还不好啊？”
“非得他们整日念叨‘洪武三十五年’，或者把您写信劝人家叔侄的事翻出来调侃，您心里才舒坦？”
言罢，朱高炽仿佛早有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