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安石变法，北宋就爆发了新旧党争。
支持变法的叫新党，代表人物王安石。
反对变法的叫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
双方互相攻击，于是便有人说苏轼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反对王安石，司马光当政的时候又反对司马光，难怪他哪不受待见，天天被贬。
更有甚者，还说苏轼是有别于新旧两党的第三党，是中间派。
典型的断章取义，节选自不要断章取义。
苏轼确实反对，但他反对的是某项具体政策。
他们将苏轼反对某个人的某些政策，简略为反对某个人。
苏轼从始至终一直都是旧党，政治立场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后人将旧党分为三派。
川党，又称蜀党，以苏轼为首。
洛党，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
朔党，成员多出身北方。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
相同的是，他们也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主张的理想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
不同的是，王安石重法，洛党重人。
相比之下，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能独胜。
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
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但朔党不讲。
他们不讲三代那样遥不可及的理想，反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进行逐步的改良。
但朔党中，也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
逐步改良，便是朔党保守派的想法。
而激进派则认为保守派的主张太保守了，如果是在平稳治世的年代实行，也许有用。
但如今是大变革时期，未免有些缓不济急，应当下猛药，一步到位。
所以，旧党虽然统称为旧党，但其中还有三个大的派别。
即便是派别内，也还有可以继续细分的小团体。
由此可见，苏轼反对司马光，并不奇怪。
旧党就不能反对司马光了吗？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政治也不是非此即彼。
旧党得势，司马光当上宰相后，对王安石的新法只有一条态度：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废除。
但苏轼觉得，司马光的行为过于一刀切。
王安石有些法令是不好，但又不是全都不好，比如免役法就很好，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苏轼和司马光俩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免役法这一条要不要保留而已。
但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个大的立场上，他们态度是一致的。
不能因为苏轼反对废掉王安石的免役法，就不算旧党了。
在史书记录里，旧党中不止苏轼反对。
范纯仁、范祖禹、范百禄，还有吕公着，全都反对司马光废掉免役法。
如果反对废掉免役法，就代表不是旧党，那三范、两苏，还有吕公着，他们全都不是旧党了，旧党直接没人了。
这是陷入了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式，认为属于同一个团体，就代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百分百一模一样。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同网络上某些张口门阀士族，闭口文官集团一样，总是喜欢用团体的共性来抹杀个人的特性，从而把整个历史给简单化。
事实上，所谓的旧党成员，虽然在大的立场上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具体到某些细节上，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司马光虽然力主废除掉王安石的行政法令，但是王安石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司马光是很支持的。
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旧党中的大佬，他觉得王安石的青苗法没问题，一个劲儿的捣鼓司马光别废青苗法。
最后，还是苏轼站出来给阻止了。
人不是Npc，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因为同属一个团体的，所以铁板一块，没有一点分歧，这可能吗？
同样的例子，还有新党。
曾布是新党，但他反对市易法。
沈括反对保甲法，章惇反对保甲法和保马法。
而吕惠卿，手实法直接导致新党内部炸锅。
可见不管是旧党，还是新党，内部也不是所有人意见都统一的，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与见解。
这才是正常的，这才是现实世界。
指望一个团体、一个党派、一个集团内部，所有人共用一个大脑，这种情况只会在阴谋论者的嘴里，亦或者高度智能化的ai时代。
但即便是智能化，也会出现答非所问，运行出错的情况。
何况是拥有七情六欲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