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难得的是，或许是因为上次请辞“修起居注”时被欧阳修给打通了任督二脉，之前向来是无官不辞的王安石这一次是欣然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但是，大才子在哪儿都能搞出不同凡响的新花样。当时朝廷有明诏，那就是舍人院的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在拟写制书时不能对其中的内容有所异议，也就是说你在草制时只能动手不能动嘴，更不能动脑子。
王安石进入舍人院看到这个规定后瞬间就轴劲儿爆发，这都是些什么狗屁规定？简直是岂有此理！
王安石随即给赵祯上疏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中书舍人岂不是都成了就只会写字的木偶人了？如果宰执大臣们是出于个人私念而对官员进行任免，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听令行事呢？倘若宰执大臣因为懦弱而不敢忤逆陛下的决定，或者是宰执大臣太过强势而逼迫陛下做决定，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无动于衷呢？这个制度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这后果想想就让人感到后怕！”
此奏疏一入，身为宰相且是首相的韩琦随即大怒。如果韩琦此时是知制诰或者言官，那么王安石的这道奏疏会让他拍手称快，但如今他是宰相，他巴不得这个制度一直就这么延续下去。很明显，韩琦对于王安石的这道奏疏甚至对于王安石这个人都顿时好感全无，这活生生的就是又一个屠龙少年降临，他韩琦怎能不憎恶？但是，对此韩琦却不能说什么，甚至在公开场合他还得说些漂亮的话，可在内心里王安石这个晚辈后生已经不再让他有任何的好感。两相对比之下，司马光在韩琦眼里就顺眼多了，而且现在司马光成了谏院的首脑，韩琦要想坐稳首相的位置，那司马光就是他要着力去团结的对象。
这些事我们这会儿暂且不谈，我们眼下将要说到的是苏轼和苏辙兄弟。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改官的次月，苏氏兄弟在翰林学士欧阳修和知制诰杨畋的举荐下参加了这一年的制科考试。
宋朝的制科考试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资格参与的。首先这人得由两制官以上的大臣举荐，而且举荐人至少得有两人，然后被举荐者需要向学识渊博的一众两制官（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呈献自己历年所作的策、论共五十篇，意即馆试中的“贤良进卷”，两制官们再从中精选出词理俱佳者参加在秘阁举行的六论考试，意即“秘阁六论”，过了这一关之后才能有幸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三者当中，馆试基本上是不用做题的，只要考官们觉得你的策和论足够优秀，那么你就能参加第二轮的秘阁考试，这一关是需要答题的，而且要写六篇文章，也就是所谓的“六论”。这个六论就是考官们会出六道命题，然后你再根据这六道题写六篇文章，而这一关正是制科考试的难中之难。
之所以要说它最难是因为这个命题的范围非常之广，你不但要精通历代以来的各类经史子集，而且还得精读自战国以来所流传下来的各位军事家们所着写的兵书，仅凭这两点就能让很多自诩学富五车的才子们望而却步。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大体上等同于科考，那么这个制科考试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两院院士评选。当然，我这个比喻其实未必准确，我只是想以此来说明这个制科考试的难度。
这次制科考试秘阁六论的主考官分别是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制诰杨畋、知制诰王安石、御史中丞王畴，这四人在当时的宋朝学术界完全就是顶级教授和研究员级别的大咖。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次秘阁考试的六道命题就能亲身感受到这其中的难度：《王者不治夷狄——春秋·公羊传》《刘恺丁鸿孰贤——后汉书·刘恺传、丁鸿传》《形势不如德——史记·吴起传》《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语·子路篇》《礼以养人为本——汉书·礼乐志》《既醉备万福——诗经·大雅·生民之什》。
以上便是考官们从浩如烟海的历代书籍里所拟定出来的六道命题作文，后面的出处是我本人备注的。也就是说，苏轼等人所看到的只有前面的命题，至于这命题出自哪本书的哪一个章节就完全要看他们的知识储备是否丰富了。
我们就拿第一题来举例就能知道这个六论考试有多么的变态。“王者不治夷狄”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是出自于《春秋公羊传》，而是出自于由东汉的经学家、儒学家何休所注释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换言之，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这部经书做了注解，里面附有他的解析和评论，而“王者不治夷狄”这句话正是何休本人在这里面的一句点评。当然，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何休的这个注释版的《春秋公羊传》在当时本就位于宋朝学子们的“官方教材”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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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答题后，考生首先要对题目的出处以及上下文进行引述，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