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赵祯的健康原因，所以这时候宋朝的国政方针以及国家大事基本上都是两位宰相富弼和韩琦在做主，这样说其实还显得有点客气，富弼和韩琦事实上把整个国事都扛在了肩上。赵祯所要做的就是一边摧残身子一边又赶紧调养身子，至于军国大事，他每日最多也就是听取一下富弼和韩琦的简报，而这也得多亏了宋朝这几年无论内外都显得风平浪静的整体大环境。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这人还是王安石。
没办法，自从再度入京为官后，王安石的名气和人气就逐日看涨，尤其是他的那篇给任宗皇帝的万言书更是让他在士大夫和学子当中出尽了风头赚足了人气。此外，作为当时的文坛新贵，王安石在当时宋朝的顶级文化圈里也是广受欢迎。
据某些宋代的笔记小说记载，当王安石从江南回京时竟引得一代文学宗师欧阳修亲自去开封的码头迎接。当看到船舱里走出来的这人活像一个刚被土匪打劫过的秀才但却又才气逼人且神采奕奕时，欧阳修不禁摇头苦笑，同时他也是暗自感慨王安石确实不拘一格。不过，这些都丝毫不影响欧阳修对王安石的赏识和器重，毕竟这时候无论是曾巩还是苏轼都没法在思想和才情以及文学造诣上与王安石相提并论，更何况欧阳修此时还想着要将宋朝文学的衣钵传承给王安石并让他将其发扬光大。
在官场上，王安石同样很吃香，两位宰相富弼和韩琦都有意对他进行着力栽培。虽然因为赵祯对自己的变法提议不予回应而让王安石感觉内心很受伤，可食君俸禄就得为君分忧，他再怎么郁闷也得管好经手的那些钱粮。话虽如此，但王安石这会儿也未必就过得不开心，他现在的领导包拯是他的老上级，而他的好友司马光也和他成了同事（司马光这时也被调入三司出任“判度支句院”），他们之间必然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
邵伯温在他的《邵氏闻见录》里通过司马光的自述讲述了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件趣事。这年的春夏之交，差不多就是赵祯再又“喜”得千金之时，包拯见三司官署大院里栽种的牡丹开得分外妖娆便一时兴起决定搞一次赏花聚宴活动，而且这笔钱是包大人自己掏腰包，也或许是用的公使钱，反正不用下面的官员掏钱。王安石和司马光作为包拯的得力助手自然也一同赴宴，酒席间，包大人见众人都显得很拘谨便决定主动站出来活跃一下气氛。
包拯以三司长官的身份向一众下属挨个敬酒，轮到司马光时，这个平日里不爱也不善饮酒的人为了不驳领导的面子只好硬着头皮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而，轮到王安石的时候，无论包拯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而且整场宴席他都是滴酒未沾，包拯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由着王安石这般“目无尊长”地在宴席上胡吃了一通。司马光见此情形是大惊失色，也是经由此事他才对王安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对其大为钦佩。他后来跟人提起这事时不禁感慨道：“我就是从那天起才发现介甫是一个意志何等坚贞不屈的人！”
对比如今职场和官场上那些下属和下级对领导的谄媚以及跪舔，王安石的举动在这些人眼里无疑就是不识抬举和不会做人，更是可能会被鄙视没有眼力见以及情商堪忧。殊不知，王安石这种有本事有能力但又不醉心于功名利禄的人根本就不屑于去跪舔谁，甚至于他这样做反而会让包拯以及比包拯更有排面和地位人对他更加赏识。细看王安石这一生的官宦之路，从来都是朝廷主动给他升官并求着他做官，而非他主动向朝廷求官，有时候甚至是皇帝和宰相们在排着队逼着他做官。
朝廷求着王安石做官这事很快就发生了，这一次是富弼和韩琦以赵祯的名义让他出任皇帝的私人助理——修起居注。这个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跟随在皇帝的左右并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而这种官职只有胸怀大才的馆阁官员才有资格出任。
毫无疑问，这无疑是一个很具有前途的差事，好多人削尖了脑袋也未必挤得进去，不出意外的是王安石拒绝了宰相大人的美意。他的理由是自己才充任馆阁官员不过数月，而馆阁当中有那么多的青年才俊都比他更有资格去给皇帝修起居注（比如在辩论时总是让他甘拜下风的吕夷简的三公子吕公着），所以他不好意思进行外道超车。别人拒绝这等好事可能是在例行公事和程序从而彰显自己不慕功名，但王安石绝不是在做戏，在他的几番力辞下，这事也就这么搁下了。
到了年底的时候，朝廷再发旨意，这一次朝廷同时任命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同修起居注。司马光前后五次推辞，但在第六次任命下达时，司马光“屈服”了，他接受了任命。王安石呢？他还是不肯“屈服”。最后，朝廷直接派人带着圣旨到他的办公室去强令他担任此职。提前得知此事的王安石为了不落下一个拒领圣旨的罪名，他被逼之下竟然跑到茅厕里去躲了起来。
哼哼，你王安石以为自己躲到厕所里就能躲过此事吗？负责传旨的官员于是就在外面跟他杠上了，一心要等着他出来接旨。哪曾想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