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说到这里很多人都能猜出此人的大名，没错，此人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眉州“三苏”中的老苏——苏洵。
年过三十且数次科考都遭遇落榜，但苏洵未必就会为此而感到沮丧，他父亲对他的豁达和包容让他本人的心性也深受影响，况且他家也不愁吃穿，功名于他而言并非不可或缺。此后的人生里他一面继续游山玩水拜访蜀川各地的名士，一面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来教导儿女们的学习，此外他自己同样也没有放弃手中的学问。
沉淀了数年之后，在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之后，在对诸子百家以及历代史书都熟烂于心之后，苏洵再次拿起了桌案上的笔。他此生已经彻底放弃了要在诗词上有所作为的念想，他的专攻就是散文和论文。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有宋一代足以有资格和能力竞争宋代第一散文大家的人终于开始破茧成蝶。
苏洵的散文和策论没有华丽浮夸的词藻修饰，没有空洞飘零的吟风弄月，也没有故作高深的难懂晦涩，而是在连古承今中做到字字珠玑，在针砭时弊中句句直击要害，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全都是干货。在无意之间，苏洵在写作风格和手法以及体裁上与当时正在致力于推行古文运动的文学宗师欧阳修不谋而合，而这也是欧阳修在见到苏洵以及拜读了他的文章后之所以会觉得此生终于遇到知音的原因。
我们这里说苏洵可以竞争宋代第一散文大家并非是在刻意吹捧或夸大，后世评价苏洵的散文和杂论多认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成就直追先秦时期的孟子，更是能与汉代的刘向和贾谊并驾齐驱，而诸如司马相如之辈在他面前更得汗颜，韩愈和欧阳修在这方面也未必能让其相形见绌。韩琦更是直接赞誉苏洵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贾谊所不能及，欧阳修也曾对其评价道：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能得到当时文学泰斗这般赞美，苏洵在这方面的功力已无需多言，而他的《颜书四十韵》《六国论》《权书》《衡论》《几策》《辨奸论》都堪称其个人最高水准的代表作。
后世有人认为苏洵在唐宋八大家里面其文学成就当属末尾，甚至认为他能够位列八大家是因为沾了他两个儿子的光，对此我们不予置评更不参与争论。不过，苏洵却是这八人当中唯一未能考取进士功名的那一位。公元1057年（嘉佑二年）的春季科考，苏家父子三人一同参考，两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作为父亲的苏洵照例名落孙山，苏洵为此是既喜又“悲”，他当即作诗感慨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后来也索性不考了，但他照样当官了，因为他后来被时任宰相的韩琦保举入仕。虽然只是个秘书省校书郎，但芝麻官也是官。
回到此时已经大幕开启的这个公元1057年，宋朝文学史上一场盛会就此到来。唐宋八大家里的“宋六家”齐聚京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其中，欧阳修早已名声在外且是此时宋朝文坛的第一人，而王安石也早已在宋朝的士大夫当中以博学多才且不慕功名并兼孝廉而广受赞誉，曾巩和三苏则是正在备战即将开始的科考。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和资料能够证明这六个人曾经齐聚一堂，即使这事曾经发生过也是有长幼和尊卑的，至少这时候的苏轼兄弟无论在各个方面都还稚嫩得很。
这年的科考主考官正是欧阳修，但这年的科考状元却是一个在后世不怎么知名的人——章衡。这位能够力压苏轼、苏辙、曾巩夺得状元的章衡虽然在后世不怎么知名，在官场上也因为其性情过于刚直而没能官运亨通，但作为北宋文坛第一人的苏轼对其评价却是相当之高：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我们这里说章衡力压二苏和曾巩一举在这年的科举中夺魁其实是有些抬举后面这三位大才，因为曾巩和二苏连榜眼和探花都不是，甚至不是一等甲科进士，而是二等乙科。如今比较主流和权威的看法是苏轼是乙科第四甲（赐进士出身），而苏辙更“惨”，他是乙科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
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这一届科考的中榜之人给出一个排名的话，苏家兄弟至少得排在两三百名开外。然而，苏轼将会在几年后弥补这个“遗憾”，我们很早以前在提到宋朝的制科考试时已经提到过，有宋一代只有苏轼一个人在制科考试中获评“三等”，而一等和二等从来没有人获得过，苏轼是唯一得到“三等”殊荣的那个人。请注意，不是“次三等”，而是名副其实的“三等”。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宋朝的科考历经过无数的改革，在欧阳修主持这一届科考时其考试的内容是：首策、次论、其次赋，再次帖经（也叫墨义，就是看你背书的本事如何），然后再对考生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拜当今这个自媒体泛滥的时代以及网络上遍地都是专家和学者的环境所赐，很多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