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内的抵抗瞬间崩溃。
幸存的守军肝胆俱裂，面对如狼似虎、装备精良、战术配合娴熟的国防军，零星的反抗迅速被刺刀和子弹粉碎。
多吉次仁在亲卫拼死保护下，试图从后山小路逃走，但被预先埋伏的国防军侦察连截住。
一番短暂而激烈的搏杀后，多吉次仁重伤被俘，其亲卫大部战死。
至午时，江达宗彻底易主，是役，国防军以伤亡不足百人的代价，攻克坚固宗堡，毙伤藏军一千五百余人，俘虏数百，其中包括土司多吉次仁，缴获物资无数。
周武严格执行了军令：所有被俘的、手持武器的成年男性藏兵约八百人，经简单甄别，除极少数工匠和主动带路者外，全部就地处决，尸体集中焚烧。
堡内妇孺老弱约三千余人，被集中看管在堡内广场，等待后续发落，他们多数将成为分配给驻守官兵和未来移民的“附属人口”。
多吉次仁及其直系男性亲属，被押往西宁，听候朝廷处置，这些人大概率会被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江达宗的陷落，其意义远超军事上的胜利。
它用最残酷的方式，向所有仍在观望或犹豫的低地势力宣告：任何倚仗地利和坚固工事的抵抗，在大夏的炮兵和爆破技术面前，都是徒劳的。
任何抗拒王化的首领，其个人和家族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恐慌如同瘟疫般在低地加速传播。
几乎在江达宗激战的同时，第三师在师长孙浩的指挥下，进逼塔布重镇泽当。
泽当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地理位置重要，是连接前后藏的要冲，也是噶举派在塔布地区的世俗权力中心之一。
由当地世袭第巴（头人）朗杰旺堆管理，并有丹萨替寺派出的堪布（寺院住持代表）协同镇守。
与多吉次仁的顽固不同，朗杰旺堆是个更为现实（或者说更滑头）的统治者。
江达宗的惨状传来，他吓得魂飞魄散。当国防军第三师兵临城下，并未立刻强攻，而是按照陈文龙的指示，将泽当三面包围，留出了面向雅鲁藏布江的一面，并再次投递了那份措辞严厉的告示，同时附上了一封给朗杰旺堆和堪布的私信。
给予了相对“宽大”的条件：若开城投降，朗杰旺堆家族可保全性命，迁往内地给予富户待遇，堪布及寺内僧众若配合，寺庙可保留，但需接受朝廷管理，清查资产，限制僧额。
围城三日后，孙浩命令炮兵进行了两次示威性的精准炮击，摧毁了泽当土城外的一处了望塔和一段城墙垛口，展示了强大的破坏力，但并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压力内外交煎，朗杰旺堆家族内部出现分裂，一部分年轻子弟主张投降保命。
堪布则收到丹萨替寺要求坚守的命令，同时又害怕寺庙毁于炮火。
城内有势力的商人和部分平民也暗中串联，不愿为土司和寺庙陪葬。
十月初五夜，朗杰旺堆在家族压力和城内不稳的逼迫下，终于下定决心。
他秘密派心腹缒城而出，与国防军接洽，表示愿意投降，但请求保障其家族和主要下属的安全，并允许他们带走部分浮财。
孙浩请示陈文龙后，同意了大部分条件，但强调必须交出所有武器、马匹、官府印信、户口图册，并且所有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性，必须出城接受集中“整训”。
这其实就是一个借口，这些人基本都不会再被放回，他们的血肉大概率会在筑路队里消磨。
十月初七，晨，泽当城门缓缓打开。朗杰旺堆带领家族成员、主要头人及堪布等，身着素服，手捧印信、图册和象征权力的哈达，出城投降。
随后，城内所有符合条件的男性，在国防军士兵的监视下，垂头丧气地列队出城，被押往城外的临时营地。
国防军兵不血刃，进入泽当，迅速接管城防、仓库、官署。
孙浩严格履行了诺言，并未立即对朗杰旺堆家族和主动配合的堪布等人进行加害，但立即将他们与收缴的财物一同，送往后方看管。
对于出城的约两千名青壮年男性，则开始了严格的甄别：凡是有土司卫队、僧兵身份，或被认为有反抗可能的，被单独挑出，押往更远处的矿场或筑路工地，命运注定悲惨。
其余普通农奴和市民，在经过一番“教育”和登记后，部分被编入运输队或工程队，为国防军服务，部分被暂时羁押，等待后续分配。
泽当的“和平”解决，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
它告诉低地的统治者们：顽抗是死路一条，而及时投降，或许还能保住性命和部分家族利益。
一时间，通往国防军各部的投降使者和请降书信络绎不绝。
许多小土司、头人望风而降，交出土司印信和武装。
国防军的控制区域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兵锋直指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