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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根本，那煤山寿皇亭旁一棵老槐树上悬下的一根绳索，成为了他历史形象最关键的转折点。

    当李自成的烽烟逼近紫禁城，他没有选择逃跑或投降，而是以“君王死社稷”的惨烈方式，实践了“天子守国门”的祖训。

    这决绝的自缢，带着浓烈的悲剧色彩，极大地冲淡了他作为统治者的过失。

    后世史家在“同情”与“忠烈”的滤镜下，往往倾向于强调其“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的无奈，对其执政期间种种致命的失误则相对“宽容”。

    试想，倘若崇祯在城破之时选择了苟活南逃，或屈辱投降，那么后世史笔对其的评价，恐怕将与其实际作为更为相称——一个志大才疏、刚愎急躁、亲手葬送了大明最后生机的亡国之君。

    那根绳索，在物理上结束了他生命的同时，也在道义上为他挽回了巨大的、与其实际政绩并不相称的“身后名”。

    不过从今天开始，首辅周延儒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因为他们那个沉湎于夏国制度的天子已经醒来，那个勤政爱民、事无巨细、宵衣旰食，精明能干的大明天子已经被王承恩唤醒，大明的春天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