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寄出后，他开始数日子。

    过了差不多得有一个月，还没收到媳妇儿的回信，赵振国琢磨着去找陈继民走后门，看能不能打个国外长途。

    去市长途电话局打电话太费劲了，他上次去了就没成，手续不全，空跑一趟。

    刚出门就撞见了周振邦。

    周振邦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个黑色公文包。

    “在哪儿？我送你。”他说。

    黑色的伏尔加轿车缓缓驶出前指。赵振国坐在副驾驶位置，周振邦亲自开车。

    “对了，”周振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你爱人最近的信，通过特殊渠道转过来的。普通国际邮路可能被监控了，为了安全，暂时走内部渠道。”

    被监控？为什么？

    赵振国接过信封，手有些抖。

    信封很厚，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显然经过长途辗转。他小心地拆开，抽出厚厚的信纸。

    媳妇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

    她写了很多：学习很紧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导师很严格，但人很好；在实验室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个实验，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字里行间，是一个年轻学者在异国他乡奋斗的点点滴滴。

    信的最后一页，她写道：“振国，最近总梦见上海下雨，你撑着把黑伞抱着棠棠在机场等我。醒来枕头都是湿的。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适，但真的......很想你。想家。想回国。”

    赵振国眼眶发热，连忙转头看向窗外，假装被阳光刺了眼。

    “那东西解开了。”周振邦忽然开口，眼睛依然看着前方路面。

    赵振国身体微微一震，没有接话，等着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