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标题是：《杨简：一位电影之神来到人间》。正文写道：“十九岁拿到金熊，二十二岁拿金棕榈，可以被视为‘天才的灵光一现’。然而十多年多去，他拿到了这个星球所有的最顶级的奖项。但这不是结束，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再次拿金棕榈。电影大师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他是电影之神。杨简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从天才到大师再到神的蜕变。《寄生虫》是他又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是他对世界的一次深刻叩问。”
德国《明镜周刊》的评论标题是《杨简的〈寄生虫〉：一把刺向时代心脏的手术刀》。文章写道：
“杨简的电影不是用来娱乐的，是用来思考的。《寄生虫》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愤怒，让你绝望，然后在绝望中给你一丝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光。这就是杨简的伟大之处。他不给你答案，他让你自己去找答案。他不评判他的角色，他让你自己去评判。他不告诉你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问自己——我能做什么？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这是一次社会学的解剖，一次哲学的追问，一次良心的拷问。”
在意呆利，《共和报》的标题是：《杨简的金棕榈：电影依然有力量改变世界》。正文写道：“在流媒体冲击、观众流失、资本主导的时代，杨简的《寄生虫》证明了——电影依然有力量，电影依然能刺痛人心，电影依然能改变世界。这是金棕榈奖的意义，也是杨简的意义。”
“杨简的电影有一种东方式的沉静和克制。他不像好莱坞导演那样用音乐和剪辑来操纵观众的情绪，他用镜头、用光影、用沉默。他的电影里有很多留白——那些留白不是空的，是满的。满到你需要自己去填，去思考，去感受。这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杨简把这种精髓用到了极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他不是在输出华夏文化，他是在输出华夏智慧。”
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评论标题是《杨简：让世界再度看见华夏电影的力量》。文章写道：
“杨简的第二次金棕榈，不仅是他的个人荣誉，也是华夏电影的集体荣誉。它再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华夏电影不只是能拍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商业片，也能拍有深度、有力量、有思想的艺术片。华夏电影不只是能赚钱，也能拿奖。华夏电影不只是能讲华夏故事，也能讲人类共通的、跨越文化的故事。这个信号很重要，因为它改变的不仅是世界对华夏电影的看法，也是华夏电影人对自己电影的看法。它让华夏的年轻导演相信——其实我们可以拍出世界级的作品，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同台竞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
......
颁奖典礼结束后，《寄生虫》剧组成员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穿过后台的走廊，走向新闻发布厅。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历届金棕榈得主的照片——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昆汀·塔伦蒂诺、今村昌平、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迈克尔·哈内克、肯·洛奇——那些面孔在灯光下静静地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当然，也有杨简的照片。
杨简走在最前面，金棕榈奖杯被梅雁芳捧在手里。她走得小心翼翼，像是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张国榕走在梅雁芳旁边，时不时伸手扶一下奖杯，生怕它滑落。刘得桦跟在后面，双手插在口袋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宁静的步伐很大，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她的脸上带着微笑，表情也是那种“老娘天下第一”的自信。
胡鸽、舒倡和韩佳女走在中间，三人还在小声说着什么。
新闻发布厅里已经坐满了记者。
来自全世界的数百家媒体，长枪短炮对准了发布台，摄像机上的红色指示灯密密麻麻地亮着，像一片红色的星海。记者们坐在折叠椅上，有的人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有的人在调试录音设备，有的人在翻看手里的笔记本，准备提问。
杨简走上发布台，在他身后是《寄生虫》的七位主演和副导演韩佳女。他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坐下——杨简在正中间，左边是梅雁芳，右边是张国榕，其他人依次排开。
闪光灯瞬间炸开了，快门声连成一片，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杨简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但表情没有变化。他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场面了，早已习惯了闪光灯的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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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官用法语和英语各说了一遍流程，然后宣布提问开始。
第一个问题来自《好莱坞报道》的记者，一个头发花白的美国男人，他站起来，声音洪亮：“杨，首先恭喜你获得金棕榈。这是你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你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的导演。我想问的是——两次获奖，感受有什么不同？”
杨简靠在椅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