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此前长期把控朝政，他虽贵为天子，却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权力边缘，空有其位而难施其政。
高太后的统治手段强硬且专断，朝堂之上诸多决策皆出自她手，赵煦不过是个被搁置一旁的看客。
然而，随着赵煦年岁渐长，以及苏允在西北的快速发展，赵煦对权力的渴望如熊熊烈火般在心底燃烧。
他不甘心再做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成为他内心最为迫切的诉求。
在这一场暗流涌动、充满惊险与博弈的政治较量中，赵煦成功地以一种近乎“造反”的不光彩方式，打破了高太后对朝政的严密掌控，一举夺回了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力。
当权力重新回到赵煦手中，他深知朝堂之上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要想稳固统治，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用人一事至关重要，且必须慎之又慎。
章惇与苏氏兄弟等人，因与苏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赵煦对他们心存顾虑，不敢轻易任用。
苏允在朝堂上曾有诸多复杂纠葛，其相关势力也因此变得敏感。
章惇虽有一定才能，但赵煦忌惮其与苏允的关联，担心任用他会引发朝堂上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对自己的统治造成潜在威胁。
苏氏兄弟，苏轼与苏辙，他们在文坛声名远扬，在朝堂也颇具影响力，可同样因苏允的缘故，赵煦在是否启用他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搁置。
至于吕大防与刘挚等人，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犹如墙头之草。
他们在高太后掌权时期，为求自保，在诸多政策和事务上迎合高太后，而对于赵煦这位皇帝的态度却显得暧昧不明。
赵煦亲政后，对他们的忠诚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在赵煦看来，朝堂大臣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方能委以重任，而吕大防、刘挚等人的立场问题，让赵煦果断地将他们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
而吕惠卿其人，野心勃勃，犹如一只时刻觊觎着更大权力的猛虎。
他在过往的政治生涯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行事风格与赵煦所期望的臣子形象大相径庭。
而且在赵煦派出程颐求助之时，吕惠卿的态度还是十分暧昧，所以赵煦深知，若任用吕惠卿，极有可能引狼入室，让朝堂陷入无休止的权力争斗之中。
因此，尽管吕惠卿有一定的能力和政治经验，赵煦也只能忍痛割爱，将其弃用。
在对这些朝堂旧臣进行一番审视与考量后，赵煦深知，要想真正掌控朝政，打造属于自己的权力班底，必须启用一批新人。
而此时，程门的年轻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程门有八子，个个才华横溢，在当时的学界和士林之中颇具声名，可谓是一时之选。
赵煦认为，这些年轻人尚未被朝堂上的腐朽风气所沾染，且他们对程门学术的尊崇，使得他们有着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易于掌控和引导。
于是，赵煦开始有条不紊地对程门八子委以重任。
倪咏志被授予枢密院都承旨这一关键职位，成为枢密院首席事务官。
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政机要的核心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倪咏志负责军政机要文书的传递，在枢密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内外事务，并且常常能够参与到军事决策的讨论之中。
他直接对接枢密使这一最高军事长官，掌握着大量的军情机密。
赵煦通过任用倪咏志，成功地在枢密院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得以对枢密院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从而牢牢把控住国家的军事大权。
薛嘉怡则被授为三司判官，分管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具体事务。
三司主管着国家的财政经济命脉，盐铁关乎国家重要资源的管控与收益，度支负责统筹国家的财政收支，户部掌管着全国的户籍、土地和赋税等事务。
薛嘉怡凭借这一职位，实际上操控着国家的财政收支和赋税政策。
赵煦任用薛嘉怡，让自己对国家财政有了直接的掌控力，为后续推行各项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尹之贤被任命为首都开封府推官，担任开封府的司法、行政副手这一要职。
开封府作为北宋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地位特殊且重要。
尹之贤主管开封府的司法审判工作，负责审理各类重大要案，同时还肩负着管理京畿地区事务的重任。
赵煦将尹之贤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既能确保首都地区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又能通过他及时了解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民情政情，加强对京畿地区的管控。
除了以上三人，程门八子中的另外几人也分别被授予重要职位。
有的被授为御史，御史作为监察百官的重要力量，能够对朝堂上的官员行为进行监督和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