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浑而急，浮沫如絮，蚊虫不近，此水有毒。毒从何来？上游牛羊尸、下游碱滩土、中游腐草积——诸位巡过十里草场，可知哪段水最清？哪段泥最肥？”没人答。可一个少年突然举手：“西三十里，有块黑石滩，水从石缝出，冬暖夏凉，羊最爱去那儿喝水！”潘筠点头，命人取来纸笔，让他画。少年画得歪斜，却标出泉眼、流向、周边草色。她当众将画钉在木板上，又添几笔：“此处若引渠，可灌百亩；若植沙棘，三年固沙；若建药圃，可产地丁、甘草、黄芪——药材售予汉商，换盐、铁、布、书。诸位说，是毁渠容易，还是引渠容易？”沉默许久，那个独眼喇嘛往前一步，声音嘶哑：“引渠需多少人？多少时？”“百人，三十日。所需铁器、种子、匠人，贫道全出。唯有一求——”潘筠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渠成之日，请诸位亲手刻一块石碑，碑上不刻神名，不刻王号，只刻今日到场之人名字，及一句：‘吾等自此，知水、懂土、识药、读书。’”喇嘛闭目片刻，忽然单膝跪地，以额触地：“吾名巴特尔。我刻第一个字。”当日，二百余人散去时，每人背上都多了一袋草籽、一套衣裳、一本《识字初阶》。而潘筠的二十名巡渠尉，悄然留在乌珠穆沁，一人负责十户，教辨草药、测水位、记节气、写名字。一个月后，石碑立于西泉渠首。碑身粗糙，字迹深浅不一，却密密麻麻刻满三百二十七个名字。最底下，是潘筠亲刻的四个小字：**遂心如意**。电报线恰于此时铺至乌珠穆沁。第一封电报不是发给兵部，不是报捷，而是发往八清山社学总塾，内容仅十二字：“西泉渠成，石碑已立，三百廿七人，始识‘遂’字。”山风掠过八清山巅，吹动檐角铜铃。总塾院长老抚着电报稿，望向窗外漫山遍野的嫩绿秧苗，忽然老泪纵横：“当年潘公在山下收徒，只问一句：‘可愿低头看泥？’今日这三百廿七人，终于懂得——低头看泥，泥里有春雷；抬头见天，天上有人心。”草原的春天，终究不是被祈求来的。它是被一双双沾着泥的手，一锹一锹掘出来的；是被一颗颗熬过寒冬的心，一寸一寸焐热的；是被一个个终于敢写自己名字的人，用歪斜却倔强的笔画，一笔一划，写进史册的。而潘筠站在新渠畔，看水流蜿蜒，草色渐浓，忽觉袖口微痒。低头，一只新生的蚂蚁正沿着她绣着“遂”字的棉布袖缘，奋力向上攀爬。它细足勾住丝线，触角轻颤，仿佛正丈量着整条渠道的长度，整片草原的宽度，整个时代的厚度。她屏息不动，任它爬过腕骨，停驻于掌心。阳光穿透它半透明的躯壳，照见内里微小却清晰的脉络——那里面，奔涌着比春水更执拗的活意，比春雷更沉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