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应的是，有关内阁有意“苛待”辽东功臣的消息传开后，京师朝野之间却炸开了锅，想当初辽东大捷的消息传来后京师朝野之间有多轰动，现在就有多激愤。
许多未曾参与拟定辽东封赏方案的京师文官，不管是都察院的，还是六部的，又或者六科的，围绕辽东封赏事宜开始纷纷上书言事。
短短几天之内，数以百计的上书言事折子，通过通政司被送进了司礼监，然后送到了崇祯皇帝的案头。
由于传言中皇帝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对内阁草拟的辽东封赏方案不满意。
而且传出去的封赏内容，比如说有关杨振的，有关祖大寿的，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却只是给一个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之类的荣誉性质的头衔而已。
不仅赏银没有，而且传说中的“复辽”封侯承诺，也没有兑现。
本就因为各种原因对内阁和皇帝攒了一肚子怨气的京师文官，借着这个苛待功臣的由头，开始大发议论。
他们不敢明着批评皇帝，但却可以直言不讳的批评内阁。
一些原本就与内阁首辅周延儒有嫌隙的文官，更是借着这个机会，将许多年前的老账翻了出来。
比如，杨振之父通州总兵杨国栋在己巳之变中死战殉国，为何朝廷不予表彰赐葬，这其中当朝首辅、同时也是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等。
其实这些陈年老账，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与当朝首辅有关，已经在京师坊间传播的各种抄报上被写得都烂大街了。
杨国栋战死后没有获得朝廷赐葬表彰，是因为他曾在天启年间结交阉党而获重用，崇祯皇帝继位后大力清除阉党时曾将其罢官夺职。
至于在己巳之变时，又紧急启用他为通州总兵，是因为当时后金军破关而入京畿，崇祯皇帝和京师朝堂在仓促间无人可用，不得不启用他守卫通州。
这中间的来龙去脉，其实非常清楚。
只不过现在因为杨振屡立战功，其父杨国栋的阉党罪名被淡化，朝野之间也不敢批评崇祯皇帝当年清除阉党之事是做错了，于是便将矛头对准了周延儒。
在大批量的言事折子中，也有一些是站在内阁一边，是为首辅周延儒和其他几个阁臣辩解的，他们坚持认为国家名爵尊崇，不可滥赏轻授，封一伯已足矣。
还有一些剑走偏锋的言官，在听信了一些不知道是谁传到京师的小道消息之后，直接上书弹劾那几位“复辽”功臣。
比如，弹劾杨振所部滥杀无辜，弹劾祖大寿所部纵兵抢掠、盗掘坟墓，弹劾洪承畴部署不周、未竟全功，等等。
只不过，在朝野之间欢庆辽东大捷、欢庆“复辽”成功的浓厚氛围之中，这种标新立异弹劾“复辽”功臣的做法，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也不招崇祯皇帝的待见。
这些人里的个别人，有可能是揣测到了崇祯皇帝的心思，或者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心思，想通过弹劾杨振、洪承畴等人，为朝廷制造“降低封赏等级”甚至是“不予封赏”的口实。
毕竟你屡获大捷是功，可是你滥杀无辜却是过；你收复失地是功，但你纵兵抢掠甚至发掘陵墓就是过；包括洪承畴，你收复沈阳是功，可是任敌逃窜却是过。
一旦把你的功和过混在一起说，那么如何封赏就全在朝廷的掌握之中了。
然而“可惜”的是，崇祯皇帝还没有糊涂到这一步，或者说还没有吝啬到这一步，还不至于为了不封赏或者少封赏而故意给“复辽”功臣罗织罪名。
于是，所有弹劾洪承畴、杨振等人的折子，崇祯皇帝全部留中不发，而将指斥内阁苛待功臣的折子尽数转发内阁。
就这样，经过几日的博弈，到了六月十六日上午，崇祯皇帝在其下榻的乾清宫内，再一次看到了内阁、司礼监联合呈递的最新版辽东封赏方案。
不仅崇祯皇帝要求的祭告天地社稷和太庙，并大赦天下，减免河南、凤阳、三边、湖广等地历年积欠之钱粮等等条款，被一一加了进去。
而且，新方案对于“复辽”功臣们的封赏等级，也大幅度提升，内阁与司礼监皆拟同意洪承畴、祖大寿、杨振三人同时封侯。
当然，有了“封候”这一步，原先拟给祖大寿、杨振加封的“太子太师”与“太子太保”头衔，自然是没有了。
而相应的是，这次没有被封爵的杨国柱，其加衔也从太子太傅，往前大进了一步，直接加衔为太傅。
太子太傅虽然也算显贵荣官，但毕竟还只是太子的老师之一。
而太傅可就不同了，活着的太傅已经可以算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之一了，虽比不上太师，但也算显贵无比了。
除此之外，各部将士的武职升授，赐给田产土地代替赏银等等，一律遵照前例从优加倍赏给。
与此同时，内阁请求发户部银十万两，抚恤和赏赐辽东阵亡与有功将士，并请求内帑银五万两，由礼部牵头经办祭告天地社稷与太庙等事务。